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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区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会影响投资净收益，进而影响FDI的区位决策。然而，现实中各国的区位因素往往不同。鉴于此，早期的文献借助调查和计量分析手段，试图确定税收在FDI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对利益相关者的调查结果

Barlow和Wendert通过对美国247家海外投资公司的调查发现，仅有10%的公司把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其对外投资的条件之一，另有11%的公司提到东道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有一定影响，但其重要性在货币的可兑换性、保证免于国有化征收、政治稳定性之后。Robinson对205家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同时还发现，针对FDI区位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政府部门认为，税收减让是FDI区位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但私人投资者却认为税收减让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Aharoni的调查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税收减让对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没有影响，收入税减免的投资激励作用十分微弱。不过，受访的东道国政府官员却认为，税收减免是吸引FDI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此后，对外国投资者的调查研究仍在继续。Simmons对600家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经理的调查发现，在众多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公司税的重要性位于政治稳定性和市场规模等之后居第八位。这些研究进一步说明，尽管税收可能是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调查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于，被调查的投资者可能为了得到减税的好处，或担心政府取消税收优惠而夸大税收激励的作用。

(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为了更为精确地揭示FDI对税率变化的敏感程度，早期的一些学者还尝试借助计量分析手段展开研究。其中，Root和Ahmed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根据每年的FDl人均流入量大小把这些国家区分为无吸引力国家、中等吸引力国家和强吸引力国家三类，同时针对三类国家选取了44个潜在的影响变量。在涉及政策的6个变量中，有3个与税收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公司税税率大小是一个有效识别三类国家的重要指标，但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识别指标。Agodo对33家美国企业在20个非洲国家的46项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税收减让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并不显着。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早期的调查研究结果，即FDI区位决策主要受市场和政治等因素影响，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甚微。之后，随着计量分析方法的广泛采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征税对FDI有负面影响。Mooij de和Ederveen对1984～2001年间的25篇计量研究文献的荟萃分析发现，FDI的平均税率弹性系数为-3.3，即税率每提高1%，流入的FDI将减少3.3%。由于计量分析大都采用了高度加总的数据来评估FDI与税收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忽略其他一些重要变量。因此。很难把FDI的变化单纯地归咎于税收的影响。另外，由于研究中使用了不同国别或时期的资料，不同的替代变量或控制变量、数据类型和可靠性、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致使计量经济分析的结论极不清晰，甚至已发表与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其结论都有很大差异。不过，早期的计量分析仍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与政治稳定性、劳动力成本及其可获得性、基础设施水平等相比，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该结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诸如南美和非洲一些基础设施等条件相对落后、投资成本较高、不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即便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激励政策，但引资成效仍然不大的现实。同时也暗示着，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投资激励政策在弥补不利投资环境方面往往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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