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