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放纵了对无过错方构成严重侵权和造成重大后果的第三者

　　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是指“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但在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重婚的情形下会涉及到第三人责任的问题。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的行为妨害了他人家庭的安宁，违背了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冲击了法律所保护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质上是对法律的破坏和违反，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应当将第三者列为赔偿义务主体。从因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而引起的离婚案件来看，司法解释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就过于狭窄，纵容了第三者，不利于更好地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平衡功能。

　　(四)缺乏对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无过错方举证难的救济措施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举证的基本原则，根据现有的证据规则，离婚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也如此，但婚姻关系中发生的过错行为往往具有隐秘性，无过错方要获取证据非常困难。比如，在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往往只能通过跟踪、拍照、“捉奸”等方法掌握一些证据和线索，即便如此，也会因其证据取得的合法性等原因而难以被法院认定和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即使受到了不法侵害，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应当对无过错方的举证难问题在司法实践层面予以救济，否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只是一个摆设。

　　(五)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提起的时效与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相悖

　　新婚姻法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没有对时效问题作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就此问题进行了规定，即作为无过错方的原告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可以在离婚诉讼时提出，也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司法解释中的“一年”是除斥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如一方当事人在离婚诉讼时并不知晓，离婚一年后才发现对方有四种过错情形，就不得提起赔偿请求，这有失公平。离婚之诉虽然是一个合并之诉，离婚损害赔偿之诉是其牵连之诉，但只要解除婚姻关系之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就不应影响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独立提起。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要与离婚诉讼同时提出，理由在于：这种事后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举证困难，而且一旦判决后，执行也是问题，因为早在离婚时就财产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再执行有过错方的财产，难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因举证难和执行难而剥夺当事人的诉权，有损公允，也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制裁、惩罚过错方功能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 增加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

　　导致离婚中无过错方配偶遭受损害的情形多种多样，远远不止新婚姻法所列举的四种情形。在立法技术上应考虑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括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保底条款，如“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至于具体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可由法官根据过错情节、伤害大小、伤害后果等来确定。

　　(二)放宽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权利主体的限制

　　建议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界定为“无下列行为的一方”，明确赔偿权利主体。法官可根据过错相抵这一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以全面和平等地保护婚姻当事人。也就是说，只要一方配偶存在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行为，另一方配偶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允许其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同样，另一方配偶也可以提出相应的抗辩，然后由法官在审判中查清离婚损害的事实，区分双方过错的有无、大小，在过错相抵之后，判决过错较大的配偶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样，既扩大了法律的保护范围，又体现了法律公平和正义，能够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规定可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第三者不是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但有条件地赋予无过错配偶方向第三者提起损害赔偿的权利，不仅能起到补偿，慰抚受害方的作用，而且也惩罚了有过错的第三者，从而更好地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平衡功能，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事实上，第三者的民事责任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首先，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存在着损害后果，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而导致他人离婚的行为往往给无过错方配偶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第三，无过错方配偶所受的损害与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存在着因果关系。第四，第三者是在明知对方有配偶的情况下实施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存在着主观过错。当然，如第三者不知对方有配偶，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第三者应向无过错方配偶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