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持有的金融凭证是通过抢劫取得的，则构成抢劫罪是无疑的;如通过盗窃获取，则亦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行为人虽然取得对凭证的占有，但并未完成对该凭证代表的财产利益的实际占有，只是可能会占有，是一种可能性，尚需进一步积极的努力。但其是否实际占有，占有多少，并不影响盗窃罪名的成立，仅仅是划分既遂和未遂的依据。一般来说，金融凭证大多都是记名的可挂失的凭证，如存单、借记卡等，极少数凭证的性质作用比较特殊，可以直接用其取财获利。对于后者，不需任何证明手续或条件限制，只要持有即可取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从而排除受骗者对该财物的占有，最终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无需施展任何骗术，因为是真实有效的凭证，金融机构等作为财产所有者或管理者，照章办理，不存在产生错误认识后自愿交付财物的情形，因此这个过程是盗窃的后续行为，原本就是盗窃行为完整的评价过程，对其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记名的，可挂失的金融凭证，仅仅非法占有该凭证，还未实际控制并占有该凭证代表的财产利益，多数金融凭证使用时需要证明手续或必须满足设定的限制条件，或必须帐上有足够余额，且金融机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后才予以办理，这样，行为人要想得逞必然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将钱款交付行为人。如此，行为人的后续行为又具有了诈骗的特征。由于财产类犯罪中，对财物的取得行为才是赖以定性的基本构成行为，故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但行为人的前后两个行为构成牵连关系，如从一重罪处罚，则应仍以盗窃罪论处;同理，如通过诈骗行为取得凭证，无论是否再施展骗术，并用以取得与票面等额的财产利益，均为诈骗的客观表现形式，除非又对该凭证进行变造，否则，只构成诈骗罪。

以上讨论的情形，仅仅是各类犯罪行为的典型表现，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利用各种凭证取财获利的情形十分复杂，必须要根据获取凭证的手段和凭证的性质作用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3)因委托代理而持有

代理权被撤销后，而以被代理人名义或超越代理权限使用他人的金融凭证，骗取财物的，也是一种冒用。对于冒用票据的行为，刑法明文规定为票据诈骗行为。对于冒用金融凭证的行为，刑法未规定为金融凭证诈骗行为。故如果构成犯罪，也只能以普通诈骗处理。这是因为，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由于票据本身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票据，加之票据本身具有要式性、无因性、有价性、物权性和文义性的特点，只要持有即可推定其为享有票据权利的人，持有票据等同于持有现金，而金融机构只进行形式审查，容易被犯罪分子钻空子，一旦得手就会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直接对票据流通的安全，票据的信用和金融机构的信誉造成严重的破坏，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因而刑法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规定为票据诈骗罪是完全必要的。而对于金融凭证来说，冒用真实有效的凭证，诈骗财物，只要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行为人一般是难以得逞的。故刑法未将冒用他人或使用作废的金融凭证之行为规定在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状中。

4、将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质押后骗取财物的行为定性

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无论是用于兑付现金或抵顶债务，还是进行消费或接受服务，一般均为直接实现该金融票证上所虚拟的财产利益。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易于定性，不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但一些人往往据此认为，金融票证诈骗，只表现为骗取他人的现金或财物，直接实现票证上虚拟的财产利益，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既包括直接向他人兑付现金或财物，也包括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或抵顶他人债务;其非法利益的取得既表现为直接获取，也包括间接地通过质押等其他金融活动来骗取财物。不管直接或间接，都无本质差别，最终都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关系。同时，由于行为人一经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不论直接骗取财物还是用于质押等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则均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国家对票据和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因此，以伪造、变造的票据、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他人财物的， 符合票据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的构成特征。

关于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行为，还有人认为，使用行为仅仅是骗贷的手段行为，而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骗取贷款，且各类金融票证很多都具有“资信”证明的效力，考虑到目的行为是骗贷，以贷款诈骗罪论处更能反映该行为的实质①。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有违立法的本意，现由如下：

(1)从立法本意看，刑法194条设立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时，对该罪的规定是广义的，只要是使用虚假不实的票据、存单等进行诈骗，数额较大，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途径，也不论直接或间接，也不论骗取的资金是何种性质，是贷款还是现金、财物，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机构的信誉，严惩此类犯罪。而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则有一定的限制，主要针对使用刑法193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如“存款证明”，“经济合同”、“保函”等，不包括金融凭证;

(2)从司法实践看，使用伪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骗贷与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贷有所不同。前者可信程度更高，更易取得贷款方的信任，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因此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其应予以重处。这种将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用于质押骗取贷款行为与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直接骗取款项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应以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3)从刑法理论上看，使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骗取贷款，同时触犯贷款诈骗罪的罪名和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名，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刑法分则条文，而这两个条文的部分内容交叉属法条竞合。对法条竞合的处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应择一重处。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是重罪，故应以票据诈骗罪或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4)如有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因一时资金短缺，使用虚假的票证骗取贷款，事后的确准备归还，只是因客观原因 未能归还或因意志以外原因造成不能归还的，即便不构成贷款诈骗，也仍然构成票据诈骗或金融凭证诈骗。因为行为人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时明知是虚假的票据、存单等金融票证而使用，已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数额较大且已即遂。但因其主观恶性较轻，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5、倒卖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行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