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对自由权属性的休息权所承担的义务。

由前文所述，休息权的享有主体是劳动者。这里的劳动者不是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表现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pl“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具体来说，劳动者在从事工作时主要涉及三种社会关系：劳动者和国家的关系;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1)劳动者和国家的关系。在劳动者和国家的关系中，很显然，二者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劳动者作为公民个体在国家面前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而国家拥有公权力，并且有强制力作后盾来推行其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受到限制、规范，则其就有可能对劳动者的权利造成侵害。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出现，宪法第43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其目的旨在为国家设定义务，以防御国家权力的侵害。换言之，宪法的休息权规范建立了一个客观价值秩序，要求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予以尊重，不得以各种方式予以限制或者剥夺。在这种意义上，国家所承担的是不作为的消极义务。

(2)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中，理论上讲，二者处于对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其原因在于：首先，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利于劳动者。有劳动能力者人数众多，而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甚少。这种供求关系会强化用人单位的自我意识和优势地位，不和于劳动者就权利保护问题和用人单位讨价还价，进而形成平等的关系;其次，劳动者的”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power)都比较差。”结社力量“是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是指”工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结构力量“包括两种”讨价还价能力“：一种是”市场讨价还价能力“。决定该种能力的因素包括：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较低的失业率;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是”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即”从卷入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键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1目前，劳动者的结社力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尚不能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制约;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以及劳动者所拥有技能的同质化等使得劳动者的结构力量也比较弱。上述情况使得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实力上存在结构性失衡。表面上看，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法律关系，而事实上，用人单位依据其实力足以片面决定契约内容。劳动者往往并非出自内心的真实意愿，而是在承受极大负担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契约条款。这在加班费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媒体报道，目前民营三资企业三种隐性加班成为潜规则一]：

其一，底薪低，工资全靠加班费。如果不加班，只能拿最低标准工资;其二，工作量超出一般标准。企业口头声称不鼓励加班，但是给员工派发大量工作任务，员工如果不加班，根本完不成任务;其三，不按照国家规定支付加班费。在上述情况下，劳动者只能被迫加班。

在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特别是在其利用强势地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下，国家就不能继续恪守不干预的消极角色，其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出台相应的立法来规制用人单位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此种情况下，国家承担的是保护义务。

(3)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相互之间处于对等的状态，属于平等的关系，他们在行使权利时，国家原则上恪守不作为的消极角色。

只有在其中一方权利行使侵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受害方要求国家提供保护时，劳动者的休息权及其法律保障探究国家权力才得以介入进行干预。此时，国家承担的是排除妨碍、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的义务。

2.国家对社会权属性的休息权所承担的义务我国宪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该规定不是宪法不具有效力的政策宣示，或者只是政府工作的指导原则，而是具有约束力的宪法委托。该宪法委托并不是要求国家针对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提供具体的给付，而是面向不特定的劳动者通过立法或政策措施建立某项给付制度，以为劳动者的休息权实现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