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8日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2届会议，确定了《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该公约第4条规定：“必要时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鼓励和推动在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1951年6月6日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的第34届会议，通过了《集体协议建议书》即《1951年集体协议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集体合同即集体协议是这样界定的：“就本建议书而言，集体协议系指有关劳动与就业条件的书面协定，其缔结双方：一方为一名雇主，一个雇主团体或一个或几个雇主组织;另一方为一个或几个劳动者代表组织，或在没有此类组织的情况下，由有关劳动者根据本国法律或条例正式选举或委任的代表。”1981年6月3日国际劳工组织召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7届会议，确定了《促进集体谈判公约》。该公约第2条规定：“就本公约而言，集体谈判一词适用于一个雇主、一些雇主或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之间，为以下的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a)确定劳动和就业条件，和(或)(b)解决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或)(c)解决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该公约第三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第5条还规定：“1.应当根据国家情况，采取措施促进集体谈判。2.上文第1款所涉措施之目的应是：(a)使本公约所涉各行业的雇主同各类工人的集体谈判得以进行;(b)使集体谈判逐渐扩展到本公约第2条(a)、(b)和(c)项所涉的所有方面;(c)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程序规则的发展;(d)使集体谈判不因缺乏决定其进程的规则或这些规则不足或不适当而受到妨碍;(e)使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和程序的确立有助于促进集体谈判。”本届会议确定的《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第二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的手段中的第3项规定：“凡有必要并在适宜时，应当采取适合国情的措施以便：(a)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被确认为有资格进行集体谈判;(b)在主管QQQ按确认程序确定哪些组织有权进行谈判的国家里，在做出决定时应以客观的并对这些组织的代表性事先予以确定的标准为依据，而这些标准须经与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磋商后确定。”

综上可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集体谈判或者说是集体协商的代表人，界定为雇主或者雇主组织和代表工人的工会组织或经过工人认可的代表。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所言并非集体合同的主体。就集体谈判的目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集体谈判的目的是：“确立劳动和就业条件”，解决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集体谈判的目的是：“使本公约所涉各行业的雇主同各类工人的集体谈判得以进行”和“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程序规则的发展”。根据1981年《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的精神，进行集体谈判的“雇主和工人的代表”还须“被确认为有资格进行集体谈判”。由此可见，进行集体谈判的代表一般是有合法资格的雇主或其组织和工人的代表或代表工人的工会。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仅仅是指进行集体谈判的代表而并非指集体合同的主体。而就集体合同的目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集体合同主要是针对工人群体和雇主而言的。可见，集体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工人群体”和“雇主”，至于说工人组织或者工人代表和雇主或者雇主组织，则都是集体谈判的代表而不是集体合同的主体。从工会组织须经确认其合法的代表资格之要求，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集体合同的主体是工人群体和雇主。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第35条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根据劳动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很显然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是赋予“企业职工一方”和“企业”的。企业职工一方和企业是集体合同的真实主体，他们才享有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当然也必须履行集体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根据此条二款的规定，我们清楚地看出：工会或职工推举的代表仅仅是集体谈判的“代表”而已，他们行使的显然是“企业职工一方”的代表权，而根本的决定权却是在“企业职工一方”。“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这足以说明职工推举的谈判代表或工会组织，本身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而终极的权利仍然是“企业职工一方”。根据劳动法第35条的规定，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集体合同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的全体职工”，因为集体合同所约束的正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工会或职工代表”的行为。2004年元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新的《集体合同》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之间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适用本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书面协议;所称专项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集体协商的某项内容签订的专项书面协议。”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的集体合同应当表述为：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与其所属的职工所推举的代表(该用人单位职工成立工会由该工会代表职工)，依法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集体协商达成一致，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的书面协议。我们国家的集体合同与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工会是唯一合法的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权益的维护者，集体合同对该用人单位及其所有的全体职工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

1949年6月8日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2届会议，确定了《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该公约第4条规定：“必要时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鼓励和推动在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1951年6月6日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的第34届会议，通过了《集体协议建议书》即《1951年集体协议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集体合同即集体协议是这样界定的：“就本建议书而言，集体协议系指有关劳动与就业条件的书面协定，其缔结双方：一方为一名雇主，一个雇主团体或一个或几个雇主组织;另一方为一个或几个劳动者代表组织，或在没有此类组织的情况下，由有关劳动者根据本国法律或条例正式选举或委任的代表。”1981年6月3日国际劳工组织召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7届会议，确定了《促进集体谈判公约》。该公约第2条规定：“就本公约而言，集体谈判一词适用于一雇主、一些雇主或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之间，为以下的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a)确定劳动和就业条件，和(或)(b)解决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或)(c)解决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该公约第三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第5条还规定：“1.应当根据国家情况，采取措施促进集体谈判。2.上文第1款所涉措施之目的应是：(a)使本公约所涉各行业的雇主同各类工人的集体谈判得以进行;(b)使集体谈判逐渐扩展到本公约第2条(a)、(b)和(c)项所涉的所有方面;(c)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程序规则的发展;(d)使集体谈判不因缺乏决定其进程的规则或这些规则不足或不适当而受到妨碍;(e)使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和程序的确立有助于促进集体谈判。”本届会议确定的《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第二部分促进集体谈判的手段中的第3项规定：“凡有必要并在适宜时，应当采取适合国情的措施以便：(a)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被确认为有资格进行集体谈判;(b)在主管QQQ按确认程序确定哪些组织有权进行谈判的国家里，在做出决定时应以客观的并对这些组织的代表性事先予以确定的标准为依据，而这些标准须经与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磋商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