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强力意志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化地位，使人被动、异化、迷失。厂商们作为消费品的供应者热衷于表明他们的“供应”是多么地适合民众的需求，俨然是在给予民众极大的恩惠。由于资本意志的长期培植和强力内在化，人们已把这作为一种命运，习惯于去接受。将消费者确定为附庸的资本逐利者，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设计中，消费者事实地扮演了同谋的角色。民众在资本强力意志的长期裹挟和培植下，他们安于其中，逆来顺受。对一切能够激发消费欲求、引起消费行为的方式、手段和生产材料，无论有害与否，资本逐利者都可能无所不用其极。激发引起消费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使人们遗忘了其作为存在者的基本前提，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无异于任何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命的存在。充满诱惑的感官刺激使人们在满目琳琅之中不能自拔，迷失自我。拿食品来说，色香味一应俱全固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口腹之欲。为迎合民众的口腹之欲，厂商们在原料配制和生产加工制作过程中便肆意妄为起来。而消费者或作为身处现代性社会化大生产境遇的无奈之选，或为获得一时的感官享受与满足，也无可奈何或忘乎所以地去接受。处于附庸地位的消费者，出于恐惧或期望，奴隶般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人在消费中被动、异化、迷失，必然有意无意中成了资本强力意志的牺牲品。尽管这是一条凶险的道路，但却又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因为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由此，消费者更乐于选择担当资本强力意志的附庸，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命运般”使他们感到无力，感到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

　　二、“超感性”的当代神话与感性对象性存在—人的重度遮蔽

　　时不时爆出的消费安全问题，貌似一个个独立的偶然的外部事件。如果这样认为，便是被表象蒙蔽了，没有看出“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 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本性，“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 “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 恰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生产成本的节约与消费市场的扩大都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增长。

当代社会，也如李嘉图在资本主义社会所看到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 在资本逐利者眼里，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不过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而资本在当代则成了新的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当代社会，资本逐利者成功塑造了新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
　　表面看来，人在消费过程中通过交换貌似实现了对消费品—物的占有，然而，事情本身并非如此。是人事实地被物（包括商品和资本）以及物背后的少部分人—资本逐利者占据和统治了，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消费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对现代人的“自由”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 超感性的当代神话—资本逻辑的合法化统治—注定造成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的重度遮蔽。
　　资本增殖自身的自然趋势驱使资本逐利者肆无忌惮起来，托·约·邓宁有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资本利润面前，当代人不再是能动的“感性对象性存在”，而只是被当做并事实地命运般得充当着特定环境的承受者。在消费中，“人”被动、异化、迷失，被超感性的资本强力意志篡夺了其应有的消费的主体性地位。消费的形式上的自由掩盖了事实上的不自由。由此可见，当代人生存境遇——“命运般的”消费安全之困，其实质就是资本强力意志对作为消费者的人的漠视，亦即超感性的当代神话—资本强力意志对感性对象性存在—人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