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保险合同的起草人总是保险人，所以在美国传统的保险法理论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认为是“反保险人学说（contra insurer doctrine） ”。同时，由于美国对于保险合同纠纷主要是依据判例法调整的，因此，对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无明确的条文规定，一般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于“含混的合同语言”，所以在美国，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被称为“含混学说（ambiguity approach） ”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一项制度或原则之所以存在，总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具体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关于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8】1.弱者保护说。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法院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时都会将其与普通合同区别对待，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相差悬殊。【9】事实上，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都是作为消费者的弱势群体，而与之相对，随着现在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因此，与保险人相比，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根本没有对等的谈判能力。而保险人却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当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2.专业技术说。保险人通过运用大数法则，将可能遭遇相同类型危险的大量被保险人聚集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大的“危险分散池塘”。池塘中被保险人的数量越多，危险分散就越容易实现。【10】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费后，将其可能遭遇的危险分散给池塘中的其他被保险人，这样一来，将不幸集中于某个被保险人的意外危险以及由该意外危险而产生的意外损失，通过保险分散于社会大众，使之消化于无形。由于保险具有的专业技术特性，在保险合同中必然会使用许多专业术语和技术条款。如果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实无干涉或解释条款之必要。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因此，遇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3.附和契约说。对争议保险条款作不利解释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事实上，不论投保单、保险单还是保险凭证，其条款大部分都是由保险人自己拟定的，在拟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其内容多对自身有利，并已实现了格式化。由此，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对上述条款之内容只能表示“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 or leave it） ”，实无讨价还价之余地。【11】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原则完全流于形式，既然投保人对于契约内容之商定自由已被剥夺，则当保险契约条款之用语有疑义时，自然应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之解释。正如Bradley教授所言，保险公司是最终决定保险条款内容的主体，在保险条款发生疑义时，要求被保险人来承担条款疑义的不利后果违反了公平原则，因此，应当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条款含义模糊的不利后果。【12】4.利益衡量说。在二战后的自由法学运动中，利益法学派提出了利益衡量论，他们认为，法官应摆脱机械逻辑规则的束缚，探求衡量各种利益并为之取舍，在有许多解释的可能性时，法官应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探求于今日之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根据此观点，在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时，也应充分衡量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的利益，虽然争议的缘由和争议的内容不一定就在保险人一方，但衡量利益时应针对作为弱者一方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加以强调而予以特殊保护。【13】5.成本分析说，该说认为，当保险条款用语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如果无法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法院应按照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方式解释保险合同，这样可以督促保险条款拟定人在使用相关词语的时候更加细心和谨慎，并确保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更加精确与明晰，以此减少纠纷的发生，并进而节约诉讼资源。【14】6.风险高效分散说。Abraham教授认为，由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经遭受了现实损害，根据“深口袋理论”，法官应当看到保险公司更有能力承担上述损失并借助保险基金高效地将上述损失转移给成千上万的被保险人。事实上，许多法官也认为，在风险分散上，遵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确实比仅仅局限于保险条款的具体用语更为高效。【15】7.合理期待说。合理期待原则是保险法在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所采用的最新原则，该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16】在保险业发展的初期，保险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力量，例如早期的劳合社保险，保险人在劳合社咖啡店寻找投保人，兜售保险，双方谈判的时间充足，同时因为交易类型简单，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容易有清晰的了解。【17】但时至今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千变万化，其每天签订的保险合同数以万计，这就决定了保险合同不得不进行技术化、定型化和标准化的处理，保险合同成为格式合同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保险合同的格式化又促成了保险合同术语的专业化，而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对保险人极为有利。所以，当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专业理解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应遵循“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原则，按照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方式来处理。【18】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七种学说各有道理，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事实上，在保险实务中，由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一旦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双方所能利用的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资源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与解释能力严重不对等。此外，由于保险条款的高度专业化以及格式化的特性，使得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保险人对于条款用语的随意控制以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理解保险合同专业术语时所面临的困难，使保险人获得了不合理的利益。【19】因此，考虑到保险合同的不平衡性，以及保险行业的“准公众商业性”，【20】各国纷纷引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通过事后司法救济的方式，削弱保险人在合同中的优势地位，以重新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21】值得注意的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被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它只能适用于普通被保险人。美国司法判决确立了以下原理：如果被保险人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由经验丰富的商人经营，并委托如同保险公司那样水准的专业顾问公司，则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基于相同理由，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因其当事人均为专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22】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合同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释包括确定合同是否成立、确定合同的性质、补充合同的隐含条款、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等；狭义的合同解释仅指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在美国的保险法理论中，一般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适用于狭义的合同解释。【23】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建立在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优先保护之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必须限定严格的条件。【24】（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原则，只有在适用一般解释原则仍然无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时候才能采用。【25】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26】（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保险合同条款的文字存在“疑义”。如果合同文字语义清晰，双方意图明确，尽管当事人事后对保险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也不能对此条文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由此可见，“疑义”的存在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基本前提。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条款的疑义性，有以下五种表现形式：1.词句含义的逻辑边界不明确，存在一个语义的集合。比如说在保险合同中，如果仅约定保险标的为“企业的财产”，那么此处“财产‘一词就可能包括企业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产品存货以及企业拥有的各种知识产权等各种财产权利。2.词语普通含义与专业含义间的差异，例如，在保险合同用语中，1小时内雨量大于等于16 mm，或24小时内雨量大于等于50 mm的雨才叫暴雨，而我们日常用语中的暴雨却并无此严格标准。3.词句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等效含义。比如在保险合同中，仅规定朴次茅斯港（Portsmouth）而未规定具体地点，而世界上共有5个朴次茅斯港，其中1个在英国，另外4个在美国。4.词句笔误或打印错误的情况。比如在保险合同中将车辆”自燃“一词错误打印为”自然“。5.词句在合同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在保险合同的不同地方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规定。【27】（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保险条款可以分为基本条款和特约条款。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又称普通条款，是指保险人在事先准备或印就的保险单上，根据不同的险种规定的有关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事项，它往往构成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依据。由于基本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并没有机会参与基本条款的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保险条款存有疑义的情况，应当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按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进行解释。此外，按照我国《保险法》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约定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该条即为对特约条款的规定。特约条款是保险人控制危险的方法，凡对于过去、现在或未来之事项，无论本质上是否重要，一经特约，即成为保险契约的一部分，有绝对之效力。【28】对于特约条款而言，双方当事人对于该条款的拟定享有平等的权利，条款的最终形成也是当事人双方讨价还价、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

（四）法院在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时，不能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目的而确认不合理的解释，英国枢密院1921年在审理condogianis诉Guardian Assurance Co.一案时，即拒绝采纳被保险人建议的对其有利的解释，因为该解释超出了“合理解释的范畴”。另外，如果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结果将违反法律或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该原则亦不应予以适用。【29】三、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合理性之质疑尽管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得到许多学者和法官的拥护，但是在保险实务中，该原则一直受到保险公司的强烈排斥，由于保险公司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直接受损方，所以其对适用该原则的反对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提出了疑问，并对该原则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综合来看，学者们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降低了保险市场效率学者们反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理由之一是该原则的适用导致司法权力肆意介入保险市场从而降低了保险市场效率并进而导致保险费率的不断攀升。【30】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31】一是保险公司必须能够精确厘定承保风险，从而准确算定保险费率；二是保险公司必须承保大量的同质风险并以此建立风险分散池塘。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直接影响到上述两个前提的时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直接冲击了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并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准确测算承保风险。理论上说，标准保险合同条款代表了承保风险，其发生概率和范围都是事先精确测算好的。但是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却不得不提高保费以应对法院不断扩充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行为。事实上，虽然保险公司可以测算承保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其却无法预测某位法官在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倾向上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费来应对上述风险。由此可见，被保险人支付保费的增加事实上是由于法官随意扩大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行为导致的。【32】另一方面，当法院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解释保险条款并扩充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时，实际上扩大了其他所有类似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将某一受害人的损失转移给其他大量的被保险人，而且也导致保险公司建立的风险池塘出现费率算定上的偏差。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利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在保险条款有疑义时，许多采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官拒绝采用其他外部解释方法来消除条款的疑义，而是直接按照不利于保险公司的方式解释保险条款。这样的直接后果是，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动力以口头方式向投保人解释合同条款。【33】此外，由于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官通常不会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并总是让保险公司承担损失风险。这导致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更加忽视对合同条款的斟酌并无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其知道一旦发生诉讼，法官总是会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自己的损失也总是会由保险公司来承担。【34】由此可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结果是消费者对保险条款的注意程度进一步降低，这使得原本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较为高效的信息沟通产生的风险分摊方式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站在自己角度上直接作出鲁莽的裁判。

（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导致司法判决出现不确定性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存在，人们很难预期应当如何解释保险条款，司法判决因此出现不确定性。原因主要在于：疑义解释原则本身的含义也是非常模糊的，许多法官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保险条款才是合理的。因此，不同法官适用该原则的标准并不相同，而且，即使同一位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也很难保持司法裁决的前后一致。【35】由此可见，该原则的适用使法院裁判稳定性原则遭受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