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 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而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2000 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个舶来品，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宪政文化在异域的衍生。但是这个舶来品在我国似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许多听证会流于形式、走过场，会议组织者在会前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基本不听或者根本不考虑，参加会议的市民代表成了聋子耳朵——一个陪衬而已。听证会开成了座谈会，没有不同观点意见的激烈辩论和陈述，更没有利益双方的博弈，听证会只是立法权力机关的舞台，完全成了内部会议。对于立法听证遭遇的窘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大多都是归于听证制度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笔者在这里却不十分认同。

首先，听证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十分发达，并具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国内要想适用，完全可以借鉴并进行本土化的改良。但是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立法听证制度所面临的窘迫。我国立法由于受旧观念以及历史习惯的影响，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部门和立法者普遍还带着浓厚的长官意识和官僚主义思想，认为立法只是职能部门的事，与社会公众无关，于是在立法时不愿意听证，对立法听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习惯于暗箱操作的关门立法。观念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在长期的立法实践过程中养成的，想要改变这种习惯和观念，绝非一日之功，仅仅寄托于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不切实际的，也许制度的不完善只是对于这种习惯的一个托词和借口。

其次，立法听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一种程序制度，都要求立法主体在立法活动中广泛听取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此公众参与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在立法过程中将公众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或者参考，使所立之法尽可能的合乎民意，发挥良法功能。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这与其固有的价值和功能意义紧密相关。但是, 在我国立法听证当中，公众参与意识极弱，公众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公民自愿参与不足。公民怠于行使参与立法的权利，怕出头、随大众, 是公众的普遍心理。而且，我国的公众参与是政府主导立法下的公众参与，政府权力制约公众参与的过程性因素几乎贯穿在整个立法过程中，使公众没有自主权，丧失主动性，并对政府权力产生惧怕，不敢与政府博弈。

再者，听证制度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大的环境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众多利益集团的并存是人类个性和主体性的直接体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的实质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界定、分配和协调。因此，一定意义上，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甚至有人认为立法机关是各种利益的天然聚集场所，立法者的选举程序创造了一个立法市场，在其中，立法者向那些在金钱和投票上有利于他们获胜的人们出售立法保护。立法程序是有特殊利益间的交易所决定的，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成交的买卖。因此，如何把立法活动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之内，便成为法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国家均规定立法听证制度，是因为它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性。作为一种程序民主的重要运行机制，立法听证制度的核心是以一种较为完善的形式正义来确保实质正义，用公平正当的程序来确保产生公正的结果。但在中国，虽然我们也强调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但真正能够落实的正义有多少?公权力和私权利从未发生过碰撞，又何以来的平等博弈?权力的不均衡是导致正义缺失的根本原因，而立法听证制度所遭遇窘迫的最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尽管立法听证制度正遭遇着重重困难和窘境，但我们对当下立法听证制度也应满怀期待与信任。毕竟立法听证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问题是公众表达民意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我国立法听证是新生事物, 因此它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注定了需要有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正如学者周旺生所说：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立法听证的出现和效果，是同一定条件相关联的。从根本上说，它的走向还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法治的全局性状况。我相信，我国社会法治的进步、民智的提升以及参与空间的逐步扩大，一定能够促使我们重新思索和正确认识立法听证制度的意义与作用，从而使立法听证的制度设置得以不断深化与完善，并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