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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具体个案看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间，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某、生产厂长兼车间主任丁某，在明知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为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污染市区自来水厂取水口，并致使该市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达66小时40分，直接造成经济损失543.21万元。后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胡某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某执行有期徒刑11年；以同罪判处被告人丁某有期徒刑6年。
　　案例二：2009年6月，曹某谎称自己为上海某环保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他人与上海某香料厂法定代表人黄某联系为该厂处理工业废水。之后曹某又将废水处理事宜转给无工业废水处理资质的陈某，让其自行处理该厂工业废水。6月某日和6月某日，陈某将该厂工业废水倾倒在某区一泥浆塘内，致使刺激性气体蔓延，周边土地污染，200多人紧急疏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达71万余元。事故发生后，香料厂承担了受污染土地修复费用等全部经济损失。最终曹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罚金15万，陈某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10万元，黄某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而未被起诉。
　　案例三：2011年4月某日，顾某某于将废油残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公司旁的河流内，造成河流污染、某水厂紧急停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鉴定，该次事故共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计人民币38万余元。顾某某因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样的刑罚处罚显然无法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二、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

　　（一）罚金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在污染环境的行为中，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罚金刑作为财产刑，在污染环境罪中不仅可以惩治犯罪，还能对尚未作出违法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产生威慑，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然而实践中，由于刑法未对罚金的数额进行明确的规定，罚金刑的判决具有随意性且处罚数额普遍偏低，如案例一“投放危险物质罪”中无法通过罚金刑对受利益驱使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案例二、三中罚金数额仅为损失的三分之一，违法成本的过于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环境行为的泛滥。
　　（二）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罪责刑不相适应
　　由于我国立法中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案例二、三中，法院仅能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对行为人处以这两种刑罚，不免显得单一。此外，实践中环境污染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会导致环境的破坏、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严重的还会危及人类的健康，如1931年日本富山平原神道川河附近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居民患骨骼疼痛病，重者全身多处骨折，甚至在痛苦中死亡。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我国刑法中的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惩治行为人难以发挥刑罚的威慑力，达到预想的效果，对于环境的保护，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不同环境犯罪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第338条已经删去了“向土地、水体、大气”这一限定性的前缀，并将“危险废物”改为“有害物质”，扩大了适用范围，但是却忽略了不同的犯罪对象会带来不同的环境风险，如海洋污染具有扩散范围广、持续性强，对鸟类、鱼类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却将海洋污染的治理等同于内水污染，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此类犯罪。
　　（四）事后惩治的不足
　　将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针对的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犯、结果犯。而我们知道，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日本的镉污染从最初的病状出现到最后判明是工厂废液中的镉中毒所致，前后经过了20年的时间）。刑法的这种事后惩治不利于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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