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18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

由此，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教育权平等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换言之，法律所追求的应当是怎样的平等?宪法平等权中的平等是形式平等，即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法律保护受教育权的形式平等，但是不代表法律放弃对实质平等的追求。不同的公民其受教育的起点不尽相同，受教育的条件也各有差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的事实，如果仅从形式平等的理念出发给予同等的保护，其结果必然和平等的追求背道而驰。因此，教育权平等的保护中，并不排斥差别对待，换言之，差别对待并不必然构成对公民的歧视，宪法容许合理的差别对待的存在。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惟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罗尔斯(RawlsJ.)提出，为了事实上的平等，形式或规则的平等必须被打破。因为对在出发点上就不平等的人，使用同等的标准和尺度，必然造成结果的不平等。所以，从平等的双重维度出发，我们应当看到，法律应当全面的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即在形式平等的前提下，允许合理的差别对待。

（二）合理的差别对待

那么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对待呢?合理的差别对待的审查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差别对待的本质是对法律保护的主体基于某种标准的划分。而这种划分的标准我们同样可以看成是教育权平等的保护标准。那么差别对待的合理性就取决于其对主体的划分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差别对待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标准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分类并给与其不同的待遇。但是这种差别对待的初衷必须是保证教育权的平等而非给予一部分人超越法律的特权，否则就完全背离了平等的本意而构成歧视。那么如何判断教育平等权保护中歧视是否存在呢?换句话说，合理的差别对待的审查标准又是什么呢?周永坤教授认为，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可诉的权利，它的审查标准是是否构成歧视。张千帆教授则从合理的差别对待的角度指出，有关区别对待必须目的“正确”，也就是它必须是为了实现我们大家(尤其是法院，如果可以诉讼的话)所一般认同的正当目标，而不是基于任何不正当的目标，至少不是为了歧视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