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大量投资和快速城市化引起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对廉价的低技能工人的需求。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长期限制的人口流动导致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恰好填补了这种需求，也一定程度上均衡社会经济的区域不平等，但农民工与当地市民及其他员工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农民工在体面劳动中存在着严重的“赤字”现象，其表现为多个方面：不充分就业、工作岗位的质量和生产力低下、工作不安全、收入无保障，正当权利被剥夺等。由于缺乏反映他们利益和心声的代表，因失业、生病、伤残和年龄老化等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由于体面劳动赤字的普遍存在，通过推动体面劳动议程实现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目标存在严重的挑战。

(一)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经济发展要为投资、创业、技能发展、创造工作岗位和维护可持续生计提供各种机会，但我国所创造的新工作中有2/3- 3/4 产生于非正规经济。尽管农民工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多好几倍的收入，但农民工的工作一般仅限于城市人口认为是太辛苦或有损身份的工作，导致农民工在脏、危险和需求量大工作中的大量存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安置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机构，仍旧施行保护政策，为常住居民保证更好的工作。公共服务在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政府的援助下和通过就业部门或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找工作的极少。农村外出务劳动力的流动主要受连锁流动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外出务工人员通过朋友或自己找到工作，不仅限制了向正式经济的流动，也抑制了社会流动性的机会，正规流动渠道的短缺也大大增加了受剥削的风险[1]。

(二)工作中的权利保障不够充分。

虽然承认尊重工人的各项权利，但并不是所有工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难以有代表权和参与权，更不要说有良好的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最常见的问题表现在：合同签订率较低、歧视和危险的工作条件。虽然法律承诺了最低工资，但许多雇主把它视为最高工资或者完全忽视这一承诺。法律禁止不支付或延误支付外出务工人员工资的行为，但实际上部分农民工人员的环境继续恶化，特别是在建筑业最为严重。做同样工作的工人的报酬往往基于性别或户籍身份歧视而不同，甚至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正规行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往往比城市工人低，享有的福利也少，加班现象普遍，甚至难以拿到足够的补偿。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劳动力节假日都加过班，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对外出务工人员工作时间的一项调查发现，每周工作 6 天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几乎是城市工人的2倍，有58%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每周工作7天[2]。另外，职业安全健康是中国劳动力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外出务工人员在危险工作中的普遍存在导致了大量与工作有关的疾病、伤害和死亡。

(三)社会保障整体上覆盖率低。

国际劳工组织力图通过体面就业议程确保人人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促进社会融合和提高生产力。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工作安全有保证、允许有充分的业余时间和休息、重视家庭和社会价值、在失去收入或收入减少时提供适当的补偿、以及享有适当的医疗保障。但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同时表现在社会保障的诸多方面，主要因素是基于工人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往往将他们忽略。2005 年的城市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加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在五大城市中分别是 8.8%和 7.5%，而这些城市中的城镇职工加入这些保险的比例是76.9% 和63.9%[3]。在卫生保健方面，流动人口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卫生条件都很差的的地方，恶劣的居住条件也使农民工面临一系列健康风险。2003 年广州市近 1 万例肺结核病人中，外来人员几乎占了一半[4]。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即便是在农民工服务工作比较好的上海市，2004 年外来儿童的免疫接种率也只有65%，而当地户籍儿童的接种率已达到 99%以上。此外，在性和生殖健康方面外出务工人员也缺乏信息，所获得的服务也很有限[5]。

(四)社会对话与矛盾化解处于弱势地位。

国际社会都认识到强大的、独立的和有代表性的工人和雇主组织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是改变个体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力量不对称的制衡力，同时也有助于加强政治民主。社会对话本身是一个战略目标，也是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目标的一个手段。社会对话包括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间就与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关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所进行的所有类型的谈判、磋商及信息交流。通过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成功的社会对话结构和过程有可能解决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鼓励好的管理方法、促进社会和工业的和平和稳定以及推进经济进步。虽然农民工人群理解谈判的必要性，也懂得对话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但部分职工、雇主和地方政府都对农民工参加工会心存疑虑。有些职工认为参加工会会危及到他们的职位;有些雇主担心工会会提高运营成本;有些地方政府担心工会会威胁到吸引投资的竞争性[6]。因此，农民工参与工人组织的比例不高[7]。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工会组织化程度与缩小收入差距和工资差别呈正相关。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发现，集体谈判的覆盖率与工资弹性呈正相关。集体谈判覆盖率低于30%的国家，GDP 每新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有 0.65%转化为工资收入。在集体谈判覆盖率超过 30%的国家，这一比例将上升到0.87%。后一种情况下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更为直接[8]。

三、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