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儒家文化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制度利弊分析
　　1.家族企业制度的积极性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指导下，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以其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迅速地崛起、发展，并逐步累积成企业特有的精神文化财富，主要体现在：
　　(1)企业价值观。儒家注重与人交往的“义”，即道义、信义，而轻视功利、私利。这对于企业正确认识创造利润、财富和社会责任、道义的关系具有调节和引导作用，强调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才能使基业长青。
　　(2)企业管理方式。现代的许多华人企业管理做到以人为本，采取了民主的管理方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员工的智慧和责任感，顺利贯彻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
　　(3)员工的行为模式。儒家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蕴涵着高度的自身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华人企业以此指导和教育员工要自觉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要关心企业，对企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关注社会，心系国家。儒家思想还注重细节，提倡节约和朴素，以此教育和引导职工，使职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企业精神。儒家文化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只有具备顽强的奋斗精神，就能够使企业从逆境中摆脱出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儒家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帆风顺时，一定要考虑隐藏着的危机，未雨绸缪，增强企业每一个人的危机感。
　　(5)企业伦理规范。儒家讲求伦理，要求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相应的任务与责任，比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良好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维护组织的经济秩序和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另外，儒家认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的和谐。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依赖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家族企业制度的局限性
　　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管理信息化、知识化的挑战，它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
　　(1)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文化普遍采用家长制文化，虽然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与企业主独到的判断、决策、经验、胆识是分不开的。但同时家长集权式的领导风格使得企业的经营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强调下属对自己命令的绝对服从，这使得企业的员工创新意识薄弱，同时也阻碍了管理权的让位，这种父辈创业人与子辈继承人之间的持久之战往往要等到命运之神介入带走父辈才能结束。
　　(2)企业倾向于“关系治理”。许多家族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不是根源于明确的制度以及完善的机制，而是以血缘、亲缘、地缘来确立关系，用关系代替制度的。另一方面，很多企业缺乏明确的制度及完善的机制，在管理上“情大于法”。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关系与身份的二元结构成为了企业有效治理的瓶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的封闭使得许多优秀人才无法获得家族企业主的信任，限制了他们的加盟，同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外人”缺乏成就感，导致了家族企业人才的频繁流失，最终不利于家族企业的扩展。
　　(3)产权界限模糊。虽然有的家族大企业也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从表面上看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但“家”本身概念的模糊性，使公司管理结构与家庭关系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复杂的家族企业管理机制和产权的模糊性。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产权封闭而模糊，在创业之初，这种产权的模糊并非坏事，反而更有利于促使创业群体同心协力。但当企业规模做大后，这种不明晰的产权与“经济人”自利的天性就产生了必然的矛盾，不仅容易导致分配上出现问题，并将最终影响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4)所有权结构单一。单纯的家族所有权限制了企业对资本市场资金的吸纳和利用，无法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如印尼的华裔，仍保持着以中小商业为主的格局，中小零售商达20多万家，占华裔总数的90%左右，而泰国95%的华资是中小资本，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华人家族企业也涌现出一批大规模甚至是超大规模的华人企业集团，在亚洲华人经济和本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相比，其力量相当弱小，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5)家族企业传承面临冲突。 “子承父业”模式不仅在选择接班人范围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容易引发家庭、家族内讧争夺经营权。同时在子成功继承父业之后，同样面临着少主与老臣冲突。
　　(6)封闭守旧，缺乏创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小富即安”成为中国平民文化的一个特点。至于创新，基于传统中华家族文化的家族企业，人们往往缺乏开拓精神和合作意识。其合作的开展主要是在家长或长辈的控制下进行，容易造成“抱残守缺”，产生封闭型倾向，缺乏创新意识和联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