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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早已积淀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深厚的文化传统是否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日益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笔者看来，今日的文化创新，在考虑如何革新传统或是外向型的全新学习之前，需真正认识、理解和继承传统，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培养民族创新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
“文化”作为以文化之的动态发展过程，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后，有其逐步形成、累积的过程。不同的生活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所塑造的文化形态构成一个民族的生存背景。语言体系、文化心理、社会习俗、人文精神等因素构成的体系，不仅融入社会生活底层，更涵育着每一个个体生命。正是这些由漫长人类文明史所书写的人文传承构成当代多元文化共生的生动世界。
今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因其“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赢得世界关注。正如他去年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所说：“作家离开本民族传统是无法写作的”，“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不断从本民族的传统中汲取营养”。作为一位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作家，莫言始终坚持“西方文学是流、本民族文化和传统是源”。对于一个文明的个体来讲，这种与传统的连结，并非仅为一种单纯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人文传承，是在对人类文明历史的观察、理解和反思中，感知生命与社会的真谛。
故而所谓创新，必以先知何以为新，缘何维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旧传统恰恰是新价值的量度。对于我们来说，源远流长且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正是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国家精神的历史支撑。其博大者如孔孟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家园，以最饱满的心灵，最朴素平凡的语言肯定生命的意志与大爱;老庄的道、德、虚、静，辩证睿智让后世受用无穷。其他如苏武牧羊，孤独相伴大节不辱;商鞅徙木为信不失民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精忠报国”的岳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唯其有更丰厚的积累、更洞明的智慧、更宽广的胸怀和担当，方能脚踏实地，于现实关注中开辟文明建设的新境界，方有人们的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继而提升整个民族的创造性。
文化创新的社会土壤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自身社会不断演进的生活方式，始终是安定社会、抚慰个体心灵的重要力量。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和公民个体的文化素养，是文化传播和文化建设效果的检验，更成为孕育和影响社会文化创新生产的土壤。以影视产业为例，近年来国内同行对好莱坞的学习往往更多体现在制作投入和技术，在内容建构和文化内蕴上的不足屡受诟病。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创作者认知上的不足，更有自身人文素养和社会大环境文化氛围的基础缺失。如今中国观众习惯了商业“大片”的大制作、大场面和商业炒作，而另外一些从不同角度探索人性、启迪人生的文艺片，在喧哗与浮躁的今日时代，只能变得越来越小众。由于文化传播者自身文化积淀和能力的不足，陷入流俗的文化模仿和快餐文化生产，引领大众的文化消费，从而影响整体社会文化倾向的形成，反过来又需迎合大众口味来获得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要努力改变创新能力导向一味迎合大众文化需求的现象，提升文化生产力，这不仅是文化界，更是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惟有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方能不断增强。
文化传统与创新人才成长
中华文化传统教育之“功”用，在于从基础做起，从传承经典文化、提高表达能力，到涵养人文、开启智慧、浸润人生，培养从真正的“成人”到有成熟文化影响和传播力的文化人才。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才是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自身文化特色，有真正文化生命力和辐射力的成熟体系，从而真正实现“对内重塑民族道德体系，对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对此，在国民教育方面，我国已开始作出不少努力，如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推出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诵·经典诵读”系列活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诵经典义理教程》，已经在全国中小学试用。
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如何更有成效地落实和推动政策，配套的师资体系建设，对经典资源的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稳定、合理的发展规划等。此外，青少年教育体系之外，针对当前文化传播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面向全体国民的基础文化社会教育的国家战略同样不能被忽视，理应成为一项综合推动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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