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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博士论文选题

法理学关注“宏大叙事”，自表面看，本无可厚非。特别当我国法制建设尚主要停留在立法阶段时，与立法相关的价值呼唤、法治环境等宏大问题之理论论证，便必不可少。甚至即使法制建设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也不妨碍“宏大叙事”式关注的作用。其基本作用就是以法律的价值设定为基础，衡量实在法的 “合理性”问题，裨使以实在法为前提和主导的法制建设能够更加完善。这正是即使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也决不忽视法学研究中“宏大叙事”之原因。从此意义上讲，把握住“宏大叙事”，也就把握住了衡量实在法律合理性与否的基本标尺。当然，“宏大叙事”还能带给人们精神的鼓舞和动力，带给法治以目标。

然而，法治更需丝丝入扣、穿针引线之功夫。特别当一国之立法任务和法律实施任务相比退居其次时，仅仅靠“宏大叙事”对于完善法制、健全法制，只能起局部作用，并且此种局部作用相对而言也只是次要的。更为重要者，在于如何将纸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

面对此种需要，人们有两样的抉择，其一是在法律外部寻求解决方案。如寻求民间法的力量，以补实在法之不足;以某种价值目标为标准，揭露实在法的弊端等等。显然，在实质上它是一种法律调整的替代方案。就其实践效果而言，他们均不是对于以实在法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的直接支持力量，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们还可能是一种对法治的解构力量——因为它们容易为人们分析实在法的非理性，并进而否定之提供借口。就该方案所诱导的法理学研究内容及其方法而言，它依然是“宏大叙事”模式的。

其二是从实在法内部寻求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法理学研究抱持某种“内部立场”以拓展其研究思路。内部立场所秉承的是对实在法律的完善和修补，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因此，尽管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修正实在法律条文之文字意义，但总体而言，它绝不否定实在法本身，不论这种实在法是所谓“善法”还是 “恶法”。可见，实在法内部的解决方案，乃是在肯定实在法自身的前提下进行的。由内部解决方案而引出的法理学，必然是倾向于“微观实证”的法理学。

所谓“微观实证”，是指法理学研究的问题视域只及于法律本身，而不及于和法律相关的外部世界。它是通过对法律之内部问题的观察和梳理，以解决实在法可能存在的冲突、漏洞、不足、超前、滞后等问题，以完善实在法从纸上的法到实践行动中的法之过程。法律制定的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但是，再完备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这就需要法理学不是仅仅在法律条文中寻找问题，而必须从法律条文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寻找和发现问题，并进而获取解决问题的法理方案。

如果说“宏大叙事”的法理学更垂青于立法及其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微观实证”的法理学则更关注于司法及其相关问题。法律的实践化，固然要靠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教育等多种渠道才能完成，但其中最主要者，还是司法。这不仅因为司法是社会纠纷得以救济的最后环节，而且更因为在法治这个 “法律帝国”里，法院是其首都，法官是其王侯将相。而法院及法官所面对的法律，是将纷繁复杂的事实巧妙地作用于原则和单一之法律中的过程。显然，法院及法官绝不是简单地将案件事实运用到法律中去，绝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相反，法院和法官是将纸上的法律实践化、具体化的基本力量。法律只有通过法院，才能显现出其实践原型。司法活动，不仅是法院和法官借助法律以救济案件纠纷的过程，而且也是救济法律自身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法律通向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还有法理学能够展现其重要价值的用武之地。因为毕竟立法并不是法治的目的，而只是法治的一个过程和环节。仅有这个环节和过程，法治不过是完成了其毛坯，要使它更为精致地体现出其实践的恢弘气象，还必须体现出知微见著的功夫和精雕细琢的能力。以此推论，则倾向于立法的法理学也不过是完成了对法律之理性的部分把握，只有更进一步地不断完善对司法过程中法理问题的重视和探讨，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法理对法治具有更大的裨益。

司法中的法理学，就是“微观论证”的法理学。因为司法的使命，不在于解决社会的宏大问题，而在于通过具体纠纷和案件的处理，不断地修补法律，是在法律的骨骼和框架上填充血肉，使其变得更加丰满、更加完善。这同时意味着：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关注立法问题到关注司法问题的发展过程。那么，如何更进一步地理解我国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论证”走向之必然呢?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法理学对于司法中“微观”问题的严重忽视是这一转向的基本原因。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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