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R&D的信息披露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

Lev & Zarowin同采用Ohlson(l995)计价模型，研究发现从1977年到1996年股价与“盈利+账面值"的关系(用评度量)在逐年下降(R2从70年代末的0,80,90年代的0.50-0.60,R2与Timet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采用与Lev & Zarowin(1999)相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对1996-1999年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按Ohlson(195)的计价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了如表一所示的结果：

表一 价格对盈利和净资产的回归议程的拟合优度(Adj.R2)

年度　　　　　　 N　　　　 Adj.r2

96　　　　　　　 291　　　 0.625

97 　　　　　　　379 　　　0.388

98 　　　　　　　425　　　 0.253

99　　　　　　　 424 　　　0.096

Pit=a0+a1EPSit+awBVit+ΣU

其中：P为t+1年4月的最后一个交易目的收盘价(经祥复权处理);E路为t年的每股盈余(摊薄);BV为t年末的每股净资产。

从表一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在逐年下降(ADJ.R2与随年度变化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2)，这说明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informativeness)在逐年下降，这似乎跟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于是，我们开始探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不断恶化的原因。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对R&D的信息披露几乎为，所以我们很难直接研究R&D的信息披露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逐年下降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寻找间接的经验证据。国外的许多经验研究一般将净资产倍率M/B(或市值与净资产的差额)作为衡量企业有无未确认的资产(off—balance—sheet asset)和对资产保守定价(conservatively valued)的指标，Ben-Zion(1978)研究发现，企业市值与账面净值的差与企业R&D和广告费的支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选用M/B作为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有无R&D的变量。从表二，可以看出，96一99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每年12月31日和次年4月30目的M/B的均值和中值基本上都在逐年增加(12月31目的均值和中值，4月30目的均值和中值随年度变化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48、0.956、0.529和0.114)，而且所有的M/B值都远大于1，1999年M/B(4/30)的均值高达8.35。以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可能含有一定数额的R&D支出，而且R&D的支出在逐年增加。这也许与现行制度中所规定的“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记人当期费用”有关。此外，在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摘要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一家上市公司在其报表附注中披露有关研究与开发的具体信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对R&D信息的披露似有不当或不充分的嫌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R&D信息的不当披露也许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