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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20世纪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史与中小学语文课程发展史的透视,能清楚看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校教育的需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课程实践客观上促进了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样,儿童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儿童文学成为语文教育的课程资源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儿童文学 语文教育 历史透视
检索中国儿童文学史和中小学语文课程发展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课程,尤其是小学语文课程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儿童观”的形成,不仅促动了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也直接影响了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变革,而语文课程的迫切需要又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段历史时期语文课程的实践,尤其是五四时期以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儿童、对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的深刻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
一
(一)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学校教育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五四时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早期启蒙者受德先生、赛先生的影响,批判中国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由此发展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和西方“发现儿童”的过程有所区别,中国是在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和儿童的命运的同时,开始了儿童观的转变,例如这一时期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一个最典型的论述是周作人提出的:“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1〕”周作人此次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登上历史舞台的理论基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缘于对旧伦理旧道德的批判,其根本目的还是“人的解放”,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文化的革命与建设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因此从一开始,对儿童文学的研究就和对学校教育问题的探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的演讲中就指出,所谓儿童的文学就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几乎就是小学文学教育的同义语。也是在这篇演讲中,周作人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和论述了小学文学教育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儿童观。周作人认为,儿童是独立的个体,儿童期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儿童文学的价值。周作人认为,文学首先是满足儿童的需要,而不是道德训诫的手段。至于文学教育能够产生道德教化、智力培养等作用,则是文学教育的副产品。“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需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
三是儿童需要文学的原因。周作人采用人类学理论,接受了“同构复演说”的观点,认为人类个体的发展阶段和人类群体的发展阶段具有相似的结构,因而儿童的精神生活和原始人相似。原始人因为有文学的需要,所以产生了歌赋、戏曲和小说,儿童当然也有文学的需要。四是学校文学教育的作用。他引用麦克林托克的说法,提出文学教育的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五是文学教育的内容。他采用年龄分期,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分配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例如幼儿前期(3-6岁)为诗歌、寓言、童话;幼儿后期(6-10岁)为诗歌、童话、天然故事(动物故事);少年期(10-15岁)为诗歌、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六是文学教育内容的开发。周作人慨叹“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开发小组,收集各地的民间文学资源,从古书中挑选可用的材料加以修订,同时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然后编辑成册,供学校和家庭使用。从上可以看出,周作人几乎是对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阐述,不仅说明了儿童文学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价值,也提出了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内容资源的开发,尤其是他对儿童文学的价值、以及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教育的目标和一些基本性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二)课程实践的需要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倡导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而从课程实践来看,20世纪初期人们对教育内容的普遍不满确实给儿童文学的出现并且进入课程领域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现实基础。例如,早在1902年,《杭州白话报》(早期倡导白话文的报刊之一)上就有署名黄海锋郎的文章《儿童教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读书贵有用,人生世上,普通智识,是少不了的。现在所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究有何用?”那么,究竟应该给儿童读些什么呢?“儿童幼时智识,至老不忘,教师最好把些爱国的故事,为人的箴言,替儿童演说,才可以养成儿童爱国心,陶铸儿童天良性。”〔2〕这里的“替儿童演说”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成人从儿童的角度创作适合儿童的读物。本世纪初白话文进入课程则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进入课程的必要性。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在国语教学中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在开始阶段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改变,“国语教学经过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只是把文言翻译成白话的课文内容,在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文学运动的推动下,提倡富有文学情味的教学内容就成为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的书局甚至把国语教科书编成了文学读本,但是此时,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还是空白,叶圣陶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系列《文艺谈》(1921)中就曾大声疾呼“为最可宝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总该列为重要事件之一。”(《文艺谈·七》)这一需求基于一个从事教育的教师面临的窘境———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基本没有。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现实,叶圣陶开始自己动手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编辑适合儿童阅读的国文课本;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
(三)儿童文学以课程标准的形式出现在国家课程纲要中。五四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文学及其与学校教育关系的认识,对小学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儿童文学正式以课程标准的形式开始出现在国家的课程纲要中。1923年,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3〕中第一次对课程内容中的儿童文学的教学做出了规定,并在各个学年段文体的安排上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例如,第一学年“记载要项和字句多反复的童话故事,并儿歌,谜语等的诵习”;第二学年也是“字句多反复的童话故事,和儿歌,谜语的诵习”;第三学年为“童话,传记,剧本,儿歌,谜语,故事,诗,杂歌等的诵习”;第四学年文体有一点变化,小说代替了童话,民歌代替了杂歌,变为“传记,剧本,小说,儿歌,民歌,谜语,故事,诗等的诵习”,并提出“指导阅读儿童报和参考图书”;第五学年在第四学年的基础上强调“注重传记,小说”;第六学年“同第五学年,可酌加浅易文言的诗、文的诵习”。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是在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提出的五项目标之一就是“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
对于教材的选择,《标准》除了规定选文的政治和道德倾向,例如体现民族、民权、民生观念,积极乐观,提倡合作互助、勇敢、劳动等,还对课程内容的美学倾向做了规定:“是有曲折有含蓄而且含有优美壮美滑稽美等的儿童文学,但不取可怕而无寓意的纯粹神话”。此外,教材的选择还应该是语体文(白话文),要符合儿童学习心理。1932年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是对1929年暂行标准的修订,主体内容变化不大,但对课程内容如何适应儿童的接受心理,1932年的标准做出了具体的描述。到了三十年代新课程时期,儿童文学作为国语教学的组成部分,已经比较明确了。“从前国语是国语,故事是故事,不相关的。后来国语材料,纯以儿童文学为本位,于是国语与故事才发生密切的关系。但讲故事的作业,仍处于敷饰辅佐的地位,不应有单独存在的价值。直到最近新课程颁行后,始定国语的入手办法,就是讲故事。”〔4〕从1923年到1932年近10年间出现的这3份课程纲要,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都把儿童文学作为课程标准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从教材的选文倾向上,也多以儿童为本位,而在纲要的具体内容上又有不断的补充和发展,是对小学阶段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我个人认为这段时期也是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在学校教育的体系中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应用得比较主动、完整,也比较有收获的一个阶段,是前面所述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成果。
二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顾,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启示:
(一)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在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在课程中的应用可以说是同一个思想背景的产物,也几乎是在同时出现的。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性。
(二)对儿童观、儿童教育、对课程的认识水平、对儿童文学在课程中的应用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只有从儿童的需要出发,重视儿童的自身需要,才能使儿童文学真正成为一个重要课程资源,并在课程中充分开发它的教育功能。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看来,儿童文学就是面向儿童的文学教育。这是思想启蒙的需要、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学校教育的直接需要。这就是他们对儿童文学与学校教育的基本关系的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后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5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程中。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发现、为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开辟出一个新的资源是这些思想先行者的一大贡献,那么这种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教育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根本目标又是什么呢?他们同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儿童的尊重,不仅尊重儿童的人格,也尊重他们的经验世界。周作人的一段论述十分精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对儿童“那全面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
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等。”〔5〕周作人的这一思想与杜威的一段论述不谋而合。“我认为现在教育上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些东西的价值被认为多半要取决于遥远的将来;儿童所以必须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他将来要做某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是预备而已。结果是,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6〕周作人等人倡导把儿童文学引入学校教育,重视的就是儿童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的教育功能———“(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而并不是强调那些具有某种功利色彩的、往往是为成人所赋予却脱离儿童现实经验的教育价值———“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和准确的,在那个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尚在交叠的时代,这一认识也是非常珍贵的。可惜的是,尽管正如周作人等一批知识分子所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儿童文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成为了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周作人等人的这一思想精髓却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儿童文学往往还要承担起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甚至是政治教育的功能,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开发也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异。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历史,审视前人的思想遗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儿童文学在语文课程中的价值,从而在教育实践中走得更加稳健。
〔参考文献〕
〔1〕〔2〕〔5〕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顾子言.小学国语教学法[M].大华书局,1933.
〔6〕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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