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媒介体育过度娱乐化

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一些媒体在媒介体育传播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娱乐化的手法，使媒介体育的娱乐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他媒体纷纷跟进，热衷于报道运动员的私生活和花边新闻，媒介体育娱乐化成为潮流时尚。“一场球赛就是一场性爱”(《新周刊》2002年5月15日)、“足球性高潮”(《新周刊》2002年5月15日)、“性是迷人的东西”(《南方体育》2002年5月31日)、“世界杯，没有性生活的日子”(《南方体育》2002年6月17日)、“NBA性骚扰何其多”(《体坛周报》2005年8月22日)、“瑞典不禁止性生活，阿根廷会贩卖”(《体坛周报》2006年6月15日)。一些媒体在娱乐化大潮中越过职业道德的底线，使媒介体育娱乐过度。李良荣教授在《娱乐化、本土化》一文中说“传媒硬件越来越硬，但传媒的内容却越来越软。”媒介体育越来越将名人绯闻，煽情性、刺激性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重点，倾向于用视觉盛宴以刺激受众的欲望，用暧昧的文字挑逗人的理性，对体育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南方体育》曾经是国内“三大体育专业报”之一，此后，《南方体育》过度地放大“媒介体育娱乐化”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无法自拔的深渊，最后寿终正寝，于2005年停刊，这也是媒介体育娱乐过度而自掘坟墓的典型。

1.3媒介体育炒作不断

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媒体经常运用“尖叫原理”，通过炒作体育明星和丑闻，以吸引受众的眼球。这使得一些媒介体育从业者对这种肆无忌惮的炒作也很反感，一位《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钟浩在他的博客里说：“我不知道如今的中国体育报道到底掺杂了多少炒作的成分，我不禁要问，有多少真相可以重来。”

媒介炒作，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媒介体育传播中尤甚。在体育记者中常流行这样一句话“体育记者应该有狗仔的精神。”媒介体育难道真的要靠炒作来吸引大众的眼球吗?有意思的是，在2007年1月21日网易体育新闻排出了“体育明星炒作价值榜”，黄健翔因解说失误，离开央视绯闻不断位居炒作价值榜首位。刘翔的l2.88s的广告、田亮与超级女生叶一茜的恋情、“姚明牌”女用卫生巾、郭晶晶与霍启刚的翻版“松霞恋”、刘璇跻身《名声大震》三甲、周萌萌性骚扰事件、陈纯甄拍裸照还债这些都是2006年的体育新闻炒作大热门，不管网站排出的价值榜是否具有参考性，但这表明了媒介体育炒作是不争的事实。

2困境中媒介自律的必要性

2.1媒介体育应承载历史使命

大众传播媒介是为社会提供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其运作特征是将大量的信息同时、反复地提供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所反映的现实已经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超现实。后现代理论家道格拉斯认为，超现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真实还真实。这种超真实性决定了媒介体育从业者要对社会负责，要具有历史使命感。

媒介体育的畸变在社会上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要求媒体改进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成为了关注的热点。其实，社会责任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最早在美国、英国出现，后来传到全世界，它对媒介的发展有指导性意义。社会责任论对新闻媒介提出了具体要求：应该提供真实的、综合的、明智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介应负责陈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等。

社会责任论强烈要求媒体实行自律，媒体自身必须强化职业建设，强化职业意识，以职业化的精神，自觉担负起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自觉以职业道德准则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传播活动服务于公众利益与社会利益，使自身的利益同公众利益及社会利益平衡，使自己作为信息和意见的公共传递者的角色”。

媒介体育从业者同样要自觉承担社会主义国家新闻记者的职责与使命。应确保媒介体育的真实性，谨守媒介体育道德，这就要求媒介体育实行媒体自律，避免不和谐的声音在媒介体育中出现。

2.2现代体育健康发展亟待媒体自律

媒介体育虚假化、过度娱乐化、炒作不断等问题困扰着中国体育，恶化了中国体育的环境，阻碍了全民健身推进的步伐，影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2006年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上，体育界人士呼吁，别让这些不良倾向搞坏了中国体育。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张海峰说，当前，我国体育宣传报道中，虚假新闻、恶性炒作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媒体热衷于制造和传播虚假体育新闻，炒作各类小道消息和负面报道，甚至热衷于炒作运动员的私生活和其他低俗内容，这些都将给中国体育带来不利影响”。

媒介体育畸变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体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不良后果，有的甚至严重损害了中国体育形象，干扰了运动队正常竞赛、训练和运动员的个人生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坚决打击丑恶现象的同时，体育宣传更重要的责任在于引导人民群众学习体育健儿为国争光、顽强拼搏、公平竞争的精神，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