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

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极至状态，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专制帝王们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么到了这时，则更需要“听话型的奴才”。为了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转型，从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大搞文字狱，强化本已足够严厉的思想禁锢，这种“改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乾嘉盛世”。从此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精神空间也丧失殆尽了，他们完全蜕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判断能力。这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连串国难中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中国的士大夫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过去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很快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开国欧化”的运动，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与此恰恰相反，在我们屡战屡败之际，士大夫们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所谓“严华夷之辨”的朝贡体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仍然搞什么“中体西用”;仍然认为孔子能够救中国，仍然不想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司令伊藤致信邓世昌说：“贵国的现状无疑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这种体制已经过时了。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关闭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国在过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又是如何屏弃了旧制度而采用了新制度。贵国也应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灭亡。”(35)这番话出自一个战败我们的敌人之口，它是对中国士大夫的劝戒，还是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两国知识分子天壤相悬的素质差距吗?应该说，中国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国士大夫们是难辞其咎的!

如何面对这次来自西方、波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不错，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摇唇鼓舌之士、引车贩浆者流、鸡鸣狗盗之雄，但无论高下，他们确实都少有后世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必须看到，战国时代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还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识分子这根“毛”还可以飘来飘去，挑挑拣拣，没必要非附在某一张皮上不可。犹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长，当知识分子们望眼欲穿的大一统局面实现之后，从前吃百家饭的这个集团，就只能附在一张“皮”上——威严的帝国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悲的下场罢了。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毛泽东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他们搞的无不是这套东西。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譬如庄子就试图超越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学，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异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批判，然而面对强权和暴力，这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深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仓皇地逃进自我封闭的精神牢笼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初登历史舞台的先秦知识分子们毕竟把我们这个古老农业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传统和功利的双重挤压下，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难以摆脱的消极影响，其中有二点是必须提到的：

一、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