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各民主党派史研究领域的开拓
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彦奇教授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为本科和研究生开设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课程，并指导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由彦奇教授主编、在10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撰写出版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注：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1984年至1996年陆续出版。)，该丛书在掌握和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研究了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思想主张，研究了它们各自在中国历史发展转折关头的立场和态度、地位和作用。对于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间势力一起发动和参加民主运动、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等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也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如周淑真著《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于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青年党的历史及其指导思想——国家主义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大家又普遍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党派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曹建民、周淑真、于国红撰写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注：曹建民、周淑真、于国红：《中国民主党握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对各民主党派自产生到1992年底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该书被高校和各地社会主义学院选为教材。在进行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同时开始民主党派历史人物研究，由彦奇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人物传》(1-5卷)于1991出版。在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和人物的著作。学者们不再简单粗暴地把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组织者称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客观地承认他们中不少人或是清末的秀才、举人、进士，或是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大多数都是知名国内、蜚声海外之士，“在整个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的征程中，作为各民主党派的创始人、领导者、组织者及其众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都留有自己的足迹，都创造了业绩。这些足迹和业绩固然是他们所走的和所创造的，但同时也是属于人民的，属于社会的。”(注：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前言部分。)近年来，随着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人们普遍希望了解民主党派历史人物，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一批民主党派创始人如邓演达、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等的传记相继出版，如余科杰撰写的《张澜评传》(注：余科杰：《张澜评传》，群言出版社，2001年。)是近年来在民主党派历史和人物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对张澜一生的政治社会活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比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张澜的政治实践、思想脉络、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
值得高兴的是，学者在重视共产党本身历史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20世纪20至4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中间势力和民主党派，即共产党活动的客观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指出，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论阶级，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极外，还有一大片;从党派看，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间党派。国民党的人是一小撮，共产党的人也很少，实际上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他提出，写党史要写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势力，要特别重视对于中间势力的研究，“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要运用切实的材料深入分析“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五)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史研究
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研究领域开拓以后，不少学者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研究，陆续有一批著作出版。如198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世民主编的《中国现代多党合作简史》，1992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淑娟撰写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史稿》，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功安、蓝毓娟主编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史》。值得注意的是，由张忆军主编的《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45万字的篇幅，紧扣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二字展开研究，而不是仅仅看成是中共党史和民主党派历史的综合。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在我国政治生活的不同层面即在政治上、国家政权中和政党之间表现为三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三种关系的确立，“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层层递进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结成团结合作的友党关系，在友党关系的基础上民主党派确立了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立场，以前两层关系为前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注：张忆军主编《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六)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对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民主党派历史和人物、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延伸，是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在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建邦、陈紫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萧超然主编的《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
值得提出的是，由萧超然、晓韦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步。该书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沿革、目标体系与基本功能、运作机制、基本结构和发展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阶级、多阶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由多党派、多联盟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机遇。”“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把中国弄得支离破碎;这种侵略政策同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各种亲缘族际的宗法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多阶级、多阶层、多帮派、多割据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多个现代政党产生的国情背景和社会基础。”它同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泡沫政党是截然不同的。“由于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迫使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携起手来，奋起抗争”。“根本利益的一致和在斗争中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今天中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基础。”“多党的存在，就意味着多个中心的分立与对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对利益分配进行合理的调节和集中有力的领导，多党的合作特别是有效的合作，就将是困难的。而共产党的应运而生及其强有力的领导，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该书认为，同世界各国已有的政党制度相比较，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其本身固有的显著特点：其一，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党派合作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建构成迥异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其二，它使人们的政党观念发生了变化，赋予政党功能以新的内涵。迄今世界各国政党的成立，都是以独立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却提出了一个“悖论”，即政党并非都以执政为目的，执政并非构成政党的惟一要素，民主党派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一现象“变动了人们的政党观，给政党增添了新含义”。其三是提供了新的民主形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关于民主的运作，是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而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协商性民主，同西方欧美各国的竞争性民主不一样，这是一种合作性的政党关系结构。(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代序》2～5页。)
由周淑真撰写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研究了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探讨了不同类型和不同模式的政党制度，论证了衡量政党制度的标准问题，研究了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务政党对政党制度问题的探索，对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发展趋势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注：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理论的研究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时俱进。统一战线工作是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又具有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特点，要求研究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策观念。科学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成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理论研究最高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有许多理论研究报告为党和国家决策所借鉴。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这些成果进行科学总结，通过党中央的政策表述或论断归纳出新的理论观点，已成为新世纪党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而侧重论述下面重点和热点问题。
(一)关子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自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序言中载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以后，有关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问题的探讨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纵观建国以来多党合作的发展，可以看到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随意性和形式主义的弊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很容易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从反腐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去分析认识这一问题。吴黔生的《关于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必须努力使我国多党合作的各项内容、形式、范围、工作规则等，都尽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注意解决两个层次上的问题，一是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制度本身的运行机制问题，一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与国家其他政治制度之间相配套的运行机制问题”(注：吴黔生：《关于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统一战线》1995年第9期。)。也有论者指出多党合作是一个诸要素、多层次运行的复杂、动态的系统，它包括三个子系统：民主决策系统、民主协商系统、民主监督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作用、影响和制约，从不同方面发挥着多党合作的沟通、协商、参与、监督、咨询的功能(注：邓建国：《我国多党合作运行机制系统初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国政治》1990年第1期。)。有论者指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至少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内容的具体化，即哪些内容由哪些级别协商，何种会议形式协商何种内容，以及协商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结果的答复和处理等，应有具体规定。二是运作的程序化。即把协商监督的活动纳入党政部门相关的工作程序中。三是保障的法制化，即多党合作要以法律保障为后盾，只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才能不轻易遭到破坏。四是效应质量化，即提高协商监督的质量，扩大协商监督的社会效应(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蓝天出版社，1995年，第202～219页。)。关于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仍是新的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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