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文革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文革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