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_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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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2013-02-12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革悲剧密切相关,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文革之后,他们自然对文革深恶痛绝,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