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_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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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

2013-02-12

三、伊斯兰教与经济关系的调整

伊斯兰教对战后中东经济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税收和保险业等方面。

伊斯兰银行的建立与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伊斯兰教对经济的影响。70年代以来，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积极推动下，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力倡导的伊斯兰银行得以建立并发展起来。1972年，埃及政府投资200万美元支持阿赫迈德·纳加尔在开罗创建了纳赛尔社会银行。这是战后中东第一家面向城市客户的伊斯兰银行，其主要业务是发放无息短期信贷，也兼有常规银行的部分职能。到1979年，该行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25 家分行。继纳赛尔社会银行之后，阿联酋迪拜的石油巨商于1975年创建了迪拜伊斯兰银行，该行是一个综合性无息银行，开展多种业务，尤以大型工业项目投资为主，所以，其职能类似于投资公司。该银行成立不久，就向海外扩展，在开罗设立分行，并向其他国家银行投放资金，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此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股伊斯兰金融热潮，建立了一批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股伊斯兰金融热潮，建立了一批伊斯兰金融机构。具有代表性的如：伊斯兰开发银行(沙特)、巴林伊斯兰银行、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国际投资开发公司(埃及)、约旦伊斯兰金融投资银行、卡塔尔伊斯兰银行、科威特金融事务所等。[6]伊斯兰银行的建立与发展在中东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有利于伊斯兰国家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逐渐地改变着人们的金融观念。

天课制度对中东经济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天课只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是当今中东国家的主要岁入。据有关资料，天课岁入约占沙特阿拉伯国民毛收入的10%，年收入超过10亿里亚尔，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约占4%。[7]天课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统一管理。税入主要用于济贫和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做法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别，被视为伊斯兰社会平等、经济公正的体现，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宗教界的重视。同时，它也是当代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些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天课制度进行诠释，在诸如课税范围、税率和天课收入的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总的说来是希望用这样一种税收制度解决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伊斯兰教对现代保险事业基本上持一种批判和排拒态度。认为保险活动含有投机、赌博、放债取利等因素，与伊斯兰教主张的经济公正、诚实经商等原则相悖。而且认为保险活动会诱导世人热衷于追逐财富而忽视精神财富，从而导致宗教生活松驰、道德沦丧。因此，中东国家的保险事业受到制约，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绝对禁止一切保险活动，但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对之开绿灯。从目前情况看，保险活动基本上限于教法许可的范围内，保险公司原则上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不得在伊斯兰国家公开刊登广告、招揽生意。由于宗教观念的束缚，人们的保险意识淡薄，对家庭和个人财产保险的极为少见; 又由于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的生老病死皆为安拉先前所定，所以人寿保险被绝对禁止。结果导致现代保险事业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掀起了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浪潮，它使处于现代化“边缘”的那些国家也都提出了 “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东作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地区又一次受到了大潮的猛烈冲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东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市化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东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65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51%，1965—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整个80年代，年均增长4.4% 。[8]到1996年，中东地区城市化平均水平达到58.8%，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5.7%) 。[9]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中东地区出现了像德黑兰这样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10]当然，中东地区这种城市化并不能完全说明它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按照现代化理论，城市化毕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东社会现代化的进展情况。因为高速的城市化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建筑、制造、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旅游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国民收入。

婚嫁习俗的变化也是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标志。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确认多妻制，这种习俗沿袭了1000多年未有大的改变。20世纪初古老的奥斯曼帝国首开了婚姻制度改革之先河后，其他国家也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对多妻制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有些国家通过监禁和罚款等方式限制多妻;有些国家严格限制丈夫的单方面休妻，并在法律中规定了离婚的理由，不但协议离婚为法律所允许，而且妻子被授予某种提出离婚的权利;有些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但从中东目前情况看，婚姻状态却是五花八门，多妻制事实上大量存在，在有些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的部落还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群婚状态。

妇女地位的提高更能说明战后中东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首先，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法律，除了婚姻方面的一些规定外，在财产继承关系方面也废除和限制了传统的以父系继承为中心的不合理继承制度，妇女和母系亲属的继承权益得到了改善。其次，战后中东许多国家的妇女已经不仅可以接受教育、就业，甚至可以从政。这表明妇女已经摆脱了传统伊斯兰教的规范和约束，融入现代社会潮流之中。70年代以来，阿曼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不少阿曼妇女在政府部门崭露头角，1994年，阿曼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科威特、约旦、埃及、土耳其等国在妇女解放道路上也走在前列。即使对妇女的社会和智力发展有种种限制的沙特阿拉伯，妇女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费萨尔国王执政以来，沙特的妇女已获准越来越多的参加国家生活。[11]第三，妇女组织相继出现。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出现了许多像妇女协会、慈善协会和女童子军这样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如约旦的主要妇女团体“约旦妇女联盟”一直为妇女争取那些被政府或其他公共团体所忽视的基本权利。1958年，科威特妇女掀起了“告别面纱”运动，到70年代，科威特妇女已经可以身着时髦服装在大街上行走并且不必带面纱。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科威特政府代表团提出了禁止歧视妇女、保护妇女权利、有效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原则，受到了大会的重视。当然，中东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而且前进道路上阻力和困难还会很多，中东广大妇女正殷切地盼望着人道、公正、充满仁爱的世界早日到来。

战后中东社会生活方面最为奇特的一种现象就是以色列的社会经济组织“基布兹”。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集体定居点”的音译，也有人把它译为“农业合作社” 或“集体农庄”。它是以色列大社会中的小社会，一个具有特殊价值观和特殊生活方式的小社会。到1989年，基布兹的总数已达270多个，在其中生活的总人数为12.5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以上，[12]经营着全国35%的土地。[13]基布兹创立时只经营农业，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所经营的工业、制造业和旅游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均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成员之间没有金钱往来，成员也不领取任何报酬或工资，生活的一切基本需要全部由基布兹提供。这样，基布兹既是农村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又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在加上它还具有平战结合的特点，实际上成为一个农工商军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14]基布兹的出现，体现了以色列人用自己的劳动实践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早期锡安主义的乌托邦倾向和打破旧日犹太人与世隔绝的生活意愿。在其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但近年来，基布兹的数量和性质都在发生着变化，其影响也在减弱。

五、伊斯兰教与文化教育的发展

国内外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民族)综合实力持续不断增强的过程，它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于国家和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战后中东各国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