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谎言，我国藏学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贝尔和范普拉赫的书出版后不久，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予以批驳。四川藏学研究所还把批驳范普拉赫谬说的《西藏历史地位辨》列为重点科研课题。这本学术专著以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全面批驳了“西藏独立”论，荣获了国家级的图书大奖。由于五世达赖给康熙皇帝述说他进北京是前去朝觐顺治皇帝的奏章史料当时还未刊布，这部力作在驳斥范普拉赫上述谬说时未及引用，因而虽然指出了“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根本不提皇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五世达赖的遗嘱以及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上方墙壁上所写皇帝封号教语等对于确定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极重要的历史情节，却在皇帝出城迎接、会晤达赖喇嘛时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等一些非关键性的、次要的礼仪问题上做文章”，但尚未击中其谬说的要害，给以致命的打击。我国留美博士、原中华民国外交官李铁铮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看到查尔斯·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宣扬“藏非我有”论时，十分气愤。为了澄清历史的真相和维护国家权益，他在博士论文《西藏历史上的 法律 地位》一书中，用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伏拜的史实作证据驳斥了贝尔的上述谬说。他写道：“单凭达赖喇嘛所受的接待是并不能充分证明他已被当作独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礼节是非常隆重的，但在中国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什么能说明喇嘛被认为是‘当时既不在中国之下也不在其他国家之下的独立君主。’从太宗给达赖喇嘛信的措辞来看，特别是世祖授予喇嘛新封号时颁布的引(册)文中，我们却发现一些相反的含意……再则，从礼节的本身也不能充分证明他被看做独立的君主，在皇帝接见时赐座前，喇嘛是跪着的……我们知道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君主在见另一国君主时被要求以右膝碰地的，特别是当后者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还礼的情况下。” 这番话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本可以给贝尔谬说以致命打击，但由于李铁铮先生只列举了十三世达赖而没有列举五世达赖给皇帝跪叩称臣的史实，因而遭到贝尔的同伙(贝尔此时已去世)、原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反噬。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诬蔑李铁铮先生是为了维护祖国主权而有意“夸大”和“虚构”史实。他说：“近来中国学者们说，达赖喇嘛是以臣属地位入觐的。西方学者，甚至在清朝覆亡以前就说他是以独立统治者的身份去的。毫无疑问，他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李铁铮，一位维护中国主权的急先锋，尽量夸大每一个小的证据，也只能说：‘仪式并不能完全证明达赖喇嘛是以独立的统治者受到接待的’。李所拿出的证明达赖是臣属的唯一证据，是达赖在皇帝接见时屈膝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怀疑中国报导的可靠性……关于达赖五世的事，不应忘记皇帝不仅是从粗犷的和不拘礼节的满洲皇廷来的新人，刚刚接触了中国皇廷的古老仪式和弄虚作假;而且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传说他放弃了帝位去当了和尚。很可能他对达赖喇嘛的接待是热情洋溢的，但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了一些有利的和虚构的事实。”黎吉生猛烈攻击李铁铮先生的正论，大肆宣扬贝尔的谬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反华大合唱”，黎吉生此书在当时被誉为“最权威的西藏通史”，因而，贝尔和黎吉生炮制的“西藏独立”论一时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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