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通过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存在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　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东北作家群之与30年代左翼文学也正像沈从文之与30年代的　非左翼文学一样，并不是30年代左翼文学在同样一个文化层面、文学层面的推广和普及　。它是带着为其他左翼作家所少有的一种自然的素质进入30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的。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说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以及30年代的左翼文学赋予了东　北作家群以文化的、文学的生命，不如说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　文学以及30年代左翼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活力。

“五四”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革新运动。“五四”那一代人、特别是　在实际进行着“五四”新文化革新运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和民族精神的。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他们对阻遏着中国文化、中　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坚决的反叛，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　代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文化革新运动都是一个发展的起　点，而不是一个发展的终点，它只是为各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可能提供所有新的文化、文学创造成果的本身。在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　文化文学革新运动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采用的具体形式，因为正是它的具体的历史　条件和具体的革新形式决定着它在开始阶段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特定的发展趋向性。“　五四”文化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对和平的历史条件下和相对和平的社会环　境下进行的，是在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的具体形式下实现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　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0　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就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　在20年代的发展并不是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在所有可能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而是　在一个特定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代替的独立意义和　价值，但也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同所有的局限性一样，同样会埋伏下　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往往不是它自身的自然发展的力量，而是从　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力量。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样需　要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

20年代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埋伏着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