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70篇，为著述标题论8篇，作者姓字标题论5篇，补题作者姓字论4篇，援引古书标 题论8篇，序书体例论5篇，注书流别论2篇，书籍传布论2篇，书籍散亡论2篇，簿录体 例论4篇，部类分合论7篇，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校书非易事论4篇，校书方法论6篇，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审定伪书论3篇，搜辑佚书论5篇。单从篇目，已足见内容之丰 富。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与内容，张先生后来又有所发挥与扩展。为了指导后辈校读 古籍，他在50岁时写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部 分。由于分论的篇幅较多，又分为上下，共成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 ，从识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 、校书的依据和方法等文献学理论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论述了 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和古人著述体要，提出了阅读全史的重要性和具体读法，归纳了 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 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有所发展。如论辑 佚书，首先从书籍本身的产生、发展、变化，从社会的变迁分析古书散佚的原因，然后 阐述辑佚作品的展开和取材的依据，并归纳出五条途径和方法，即取之唐宋类书，以辑 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 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慧琳《音义》 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张先生还从过去学者在辑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漏、滥、误 、陋等)，指出读者在阅读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告诫初学者：“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 ，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因为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难免挂一 漏万。加以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初学似不必在 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容易着手。”[2](P3 10)
书中此类见解甚多，以致顾颉刚先生称赞此书“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 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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