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库全书》本《明史》在内容上的重新修订

《四库全书》本《明史》被清人称为“新定之本”，《四库全书总目》和《清文献通考》都照此著录。它是将乾隆四年(1739)“钦定”刊行的《明史》大加改修而成。

《明史》的改修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和重订《明纪纲目》同时进行，主要是对《明史》中有关的元朝人名、地名按照乾隆时新的译音标准进行了查核改订。这次改译的人名、地名，清人王颂蔚的《明史考正捃逸》和近人李晋华的《明史纂修考》中开列甚详，[10] 在此不再赘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改译尤其注意将“鄙”字改为“雅”字的特点。关于这次改译工作，过去一般认为是清高宗因自己身为外族，害怕见轻于汉人之故。[11]这种观点事实上不尽确切，清高宗本人就曾于上谕中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州、蒙古文字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12]他认为在“海寓同文”之世，不应使用带污辱性的字义翻译少数民族人名地名，这在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高宗已不满足于仅仅改译《明史》中的人名、地名，谕令修改《明史本纪》，在这道谕旨下，不仅《明史本纪》得到全面改修，《明史列传》也经过了精心的考证和修订，其工作之繁重和成果之水平非译音字改字可比。

(一)《明史本纪》的改修。

在乾隆皇帝将原本《明史本纪》“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的谕令指导下，《明史本纪》的改修主要作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 史事原委的补充。从乾隆四十二年谕令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引发《明史本纪》改修的最直接原因是两名大臣获罪诛死的原因不明和“土木之败”中不载王振挟帝亲征而造成的“疏略”，所以在改修本纪时，改修人员对一事之起，一案之兴，诸王坐废，大臣被戮的原委非常重视，无不溯源竟委，详述因由，以求赅备。如乾隆提到的两大臣之死，原本《明史》记栽为：“庚子，巡按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 [13]经改修而成的“四库”本《明史》则记述：“庚子，巡按建御史汪澄坐失机，前御史柴文显匿不奏贼，并逮诛。”[14]说明了两人被处死的缘由。再如明景帝废英宗太子之事，原《明史》中只有“夏五月甲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15]一句，“四库”本《明史本纪》则在这句话前加了一段内容：“夏四月中，广西土目黄  有罪惧诛，因驰奏，请易皇太子。帝曰：‘万里外，乃有此忠臣’下廷臣议， 并释  罪。”[16]不仅点明了这件事情的发端之由，也反映了景帝汲汲易储的态度。

原本《明史本纪》对诸王废死不书原因，只标以“有罪”二字，往往令人不明究竟。改修本《明史本纪》对此做了全面纠正。以《建文本纪》为例，其中周王  之废，[17]湘王柏自焚，代王桂之废，岷王  之废，[18]皆因由不明，而在“四库”本《明史》中已分别予以叙述详明：“  子有  告  谋不轨，命李景隆执之，废为庶人”;“或告湘王柏齐王榛代王桂反，柏惧，自焚死，废榛桂为庶人”;“西平侯沐晟奏岷王  过恶，废为庶人”。[19]其记述显然较原本《明史》为优。

2 史事记述的润色。《明史本纪》在修改的过程中对史事记述也做了一些润色铺陈。如原本《明史》中方孝孺等人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20]十五字叙述。“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叙述道：“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21]再现了建文忠臣宁死不屈的场面。再看建文二年(1400)五月庚辰的“济南之战”，原本《明史本纪》中只简单记载：由于盛庸、铁铉的坚守，燕王朱棣进攻不克。[22]“四库”本《明史》中这段史事则被大加渲染，加上了铁铉佯装请降，却在城门上预悬铁板，伺机击杀朱棣的叙述：“王至，板骤下，王惊走，伏发，桥仓促不立断，遂得逸”[23]这些润色和铺陈显然增强了叙述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