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编》《要录》《会编》与长编法

宋代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为世所用，但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形成了举世高谈议论的风气，四川二李(李焘、李心传)与江西徐梦莘摒弃了这一恶习，专重关乎治乱经邦的史学，潜心于史，则从另一方面弘扬了治学的宗旨和精神。

毋庸讳言，他们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受到了司马光的浓厚的感染。

继承司马光长编法而撰成长编体史书的第一位伟大史家是李焘。这位出生于徽宗政和五年(111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的史学家，经历了南北宋之交那场“王国多难”的历史巨变，亡国之恨每在念中。从二十岁以后，即“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把关注现实、鉴戒当世的报国激情倾注于治史。

据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之后，还有志于撰写北宋建国以后的历史，但精力有限或是政治原因，总之，此愿未遂。李焘不仅继承了司马光这种重视近代史、当代史的精神，而且付诸实践。不论从他自称“精力几尽此书(《长编》)”“网罗收拾垂四十年”[2]还是张栻所概括的“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3]都表明李焘把一生主要精力投入了本朝史的研究和著述上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太祖建宋，止于靖康亡国，详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有960卷之富，是继司马光之后长编法的最重要实践。李焘对长编法作了深入研究，他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4]所以，他写《长编》时，严格按照从丛目到长编的写作程序，先充分收集资料。对日历、实录、正史、会要、敕令、御集、百司专行指挥、宝训，百家小说、私史、行状、墓志等官私材料尽行罗致，使“一代书萃见于此”[5]并且作十枚木橱，每橱作抽屉匣二十枚，每屉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这是一种优秀的排比资料的方法。

第二步工作是考辨取舍。李焘认为司马光从作长编到撰写成《资治通鉴》是经历这步工作的，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其是，此文正长编法也。”[6]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是体现史家治史精神和学识的工作，舍此，则长编将不成为长编，只能说是资料汇编，而不为著述。所以，李焘对长编的这个关键程序投入了大量心血。在这个工作中，他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主取官书、博采私书。比如，从注文看，他在撰写太祖、太宗两朝史时，使用了国史、实录、会要、宝训等官修史书和文书档案，以及各种文集、笔记、墓志、行状等等私书，总计百种左右，但从使用频率上讲，官书占了八百余次，而私书则远逊于此，尤其是正文部分，虽未注明，但实质上是采用自官修史书，这个量是极大的。[7]当然，官修史书因为皇权干预，史官避讳等因素，也存在许多不可信之处。李焘在作《长编》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细致的考察，使用他们时不主一本，而且还以私家著述与之相互参正，考论异同。对私家著述，李焘在《长编》时，不因人废书，像对待官书一样，采取谨慎态度，作为考辨和去伪存真之手段，或是将歧异记载分别存于注文，“兼存以求其是”，以待后人研究。

严格遵循长编法的义例和体例，是《长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李焘的《长编》，“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8]除了实事求是、考证异同，不以自己好恶决定取舍外，也不以已意变乱是非。他明确坚持，自己不是仅仅亦步亦趋地学习司马光去写《续资治通鉴》，而是要把长编法作为史书体裁，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9]所以他在写作《长编》时，能够以两种或多种资料考辨一事一书，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删”的原则处理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在正文中，往往通过叙事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取材倾向、见解，注文则列出异同说法和考辨根据，间加按语，成就了一部高质量的长编体当代史。清人孙原湘说：

“此书真一代良史也。今即其所举最大事者数条考之。至于升宝之禅，首采吴僧文莹之说及蔡椁《直笔》，然后参以程德元(玄)传及《涑水纪闻》，传疑也。其于涪陵之贬，引《建隆遗事》而实之，……以明传闻之说未可全弃，著实也。于澶渊之盟，则引陈莹中之言，以为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而在于画百年无事之策。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且可无靖康之祸。其意直谓靖康之事，皆由景德误之，原祸始也。……于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则尤旁参互审，辨异析同，使邪正心迹纤毫莫隐，尤人所难言。凡此数事，浅识既不能言，拘儒又不敢言，而文简(李焘)以宋臣言宋事，独能断南、董之笔，授《春秋》之义，发愤讨论，使众说咸归于一，厥功不在司马氏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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