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闭塞社会。

1、禁锢思想

综观各代文字狱，其制造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思想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例，淳于越等一般儒生规劝秦始皇“师古”、“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都是从巩固秦朝统治的立场出发的，所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强调了借鉴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但秦始皇则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士人，禁锢思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其垮台埋下了祸根。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清代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是针对反满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兴发的。如发生在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狱，其时，庄廷珑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读书者，并有关地方官吏，被处死者70余人，遣戍远方的达数百人之多。清政府如此严厉地惩办此狱，是由于庄廷珑在所购明末学者朱国桢所著《明史》中补写了明末崇祯朝、南明史事，其中多有不满清朝的文字。戴名士《南山集》狱也是因为戴氏在其著《南山集》中语涉南明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时忌。吕留良狱则是为打击民族思想而发。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但被岳告发入狱。经审讯，查出曾静谋反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书所致。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著述极力申明华夷之辨重于君臣大义，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统治者认为吕氏之书容易诱发人民的反抗思想。于是，雍正便借机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严厉打击他的子孙、门徒以及有关势力。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吕的弟子严鸿逵死狱中，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和另一弟子沈在宽斩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者，或杀头，或充军。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罚为功臣为奴，大有不斩尽杀绝不罢休之势。

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对当事者惩处严厉，而且制造冤狱的手段格外刁钻刻薄。朱元璋既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但也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因他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十分敏感。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杀之。”[7][7]有许多文臣因在书表中不慎使用了犯忌讳的词语，诸如“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智”)、“帝扉”(嫌于“帝非”)、“有道”(嫌于“有盗”)、“式君父”(嫌于“弑君父”)、“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等言辞，都会被曲解为“大不敬”之罪言而罹大祸。朱元璋对官员百姓如此苛刻，对出家僧人也不毫宽容，曾兴“寺僧诗狱”予以约束。经管他早年还与寺庙有过一段佛缘。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写道：“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诗句有讽喻时政严酷之意，触犯时忌，朱元璋下令“尽诛寺僧”。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这样一来，读书人无不人人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8]直到在嘉道年间，尽管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所造成阴森可怖的阴影依然在读书人心头挥之不去。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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