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论标准。首先，以道德为本位。朱熹评论历史，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三代之所以成为盛世，是因为它推行德政;相反，汉唐靠的是力治，所以天下得不到善治。认为一个社会统治的好与坏，起决定因素的是道德。他评论历史人物，也是以道德为先，事功为次。他把历史人物截然划分为三等，便是以此为依据的。在他看来，汉高祖、唐太宗虽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功业，却“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17)他们是无法与三代功德无量的圣人相比的。至于曹操、刘裕等篡臣，则更是无德之徒，他们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又无法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以道德为本位来评论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也是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我们知道，唐末五代是一个封建纲常论理道德大坏的时代，因此，继之而建立的赵宋王朝便迫切需要重振伦常，两宋理学家、史学家们无不致力于这一工作。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以扶持名敦、整饬人心为己任。他由理学兼治史学，以道德为本位来评判历史，正是出于维护宋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其政治寓意是很深刻的。

其次，诧于理想，又能本于现实。朱熹对三代政治的描述以及对先贤人格的构想，是含有许多理想成份的。其实，美化先王，这也是中华民族敬宗法祖的民族心理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知道，“先王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种族聚合与延续的精神支柱，得到全民族的崇奉的敬仰。人们总是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寄托于对祖宗先王的崇拜，将先王时期的政治，美化成完美无瑕的社会图景，把先王塑造为品德高尚、能力无比的圣人。(18)”朱熹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是要后人能够以先圣为榜样，努力实践于儒家一贯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治图式。

朱熹史论立义虽然很高，却又能本于现实，从宽处评判古人。如他对汉高祖、唐太宗等人的评价即是如此。实际上被朱熹列入有“仁者之功”行列的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名君、贤臣和大儒，他们虽然次于理想化的圣人，却又高于一般的人。至于对曹操、刘裕这些有作为的君臣加以贬损，这只能被看作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何况他对曹操等人也并非一概否定，如在谈到解救宋代时弊时，他就说：“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19)”可见他对曹操屯田这一举措还是加以赞许的。

二

钱穆先生说：“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择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20)”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封建史学家，朱熹也对史学本身诸多理论问题作过系统的评论。这些史学评论往往被后世封建史家奉为修史之圭臬，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论经史关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治史，只是把它作为明理的一种手段。因此，相对于理学而言，史学只是处于附庸地位。故在论及经史关系时，朱熹明确主张要“以经为本，而后读史”(21)。朱熹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端正见识，只有识得正，明其理，然后才能看史。他说：“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22)”朱熹对当时浙东学派吕祖谦重史轻经的态度大不以为然，说“伯恭(指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23)”“东莱(指吕祖谦)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24)”他认为看史不先读经明理，就直如“看人相打”一样，“相打有甚好看处”(25)?在朱熹看来，看史必先读经明理，否则或被史惑，或如看人打架，没有意义。

既然经书是专载义理的，那么，是否治经就可以不要治史?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说：“只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朱熹明确回答道：“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批王安石)之学(26)”。他认为：“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27)”而史学记事详，“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28)。通过读史，人们可以从中“通古今之变”、“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29)”也就是说，读史是为了进一步明理的需要。因此，“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毒”，人们都必须要加以认真的研习，只有这样，才能尽悉天理而“一以贯之”(30)。显然，经与史是不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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