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建设失误。在这方面学术界一直视为禁区，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p293)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⑤

还有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但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甚至有人将这种斗争简单化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政治较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现在外国学者的著作里。

2、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⑥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并在1965年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这一错误观点更加发展，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⑦

二、领袖个人失误。毛泽东视“文革”为他对中国人民两大贡献之一，甚至高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他的悲剧。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完全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一直有人认为不应把“文革”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革”的主角的地位，“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确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否认晚年毛泽东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在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体现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观意图。他在相关文件中所构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社会。这一蓝图为他的“文革”失误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失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6年反冒进的反命题，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其实当时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个字来概括，伴随着它的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一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给这一路线的错误性质作了鉴定。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发动的，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寄托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成了“三面红旗”的灵魂，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⑧

2、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则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他声称：“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⑨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⑩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觉察，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实，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