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阳修的专论相比，司马光的正统之说更趋于平实，然借助他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声望，在史学史上的影响更为深远，同时也成为人们研究《资治通鉴》思想的重点之一。一般论者皆以司马光以下论点作为他“无统”之据：“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始光率意为此书，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3](卷六六)(记历年图后);“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3](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事实上，如果将上述几篇文字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司马光并非不讲正统，只是他的正统观论述得不够集中、明确，且多与他对王霸之道的论述交织在一起而已。他所言的“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恰恰是他的正统论的主旨所在。他长达千余言的《答郭纯长官书》，对欧阳修的正统之说进行了补充与说明，更不啻是一篇讨论正统的专文，其中某些观点如“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又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也可看作是以理论化的形式，确立了其正统观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在客观上也淡化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就牛李维州争议之事有一段很长的议论，大旨言应以“信”、“义”为原则处理民族关系，后人于此多所争论，意见颇不相合，故胡三省在注中解释说，盖“当时国论，大抵如此”。这似乎可进一步证明：以功业之实作为评判不同政权历史地位的标准，在北宋时期是有其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体现为一种史学精神与追求，便是史书求实的本质得到加强，而从理论上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朝着客观认识多民族历史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 史书求实与民族史观

有宋一代，由于朝廷的鼓励与提倡及其他诸多原因，学术大盛，史学亦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更多的鸿篇巨制，更多的研究角度纷纷出现，是为中国史学史上继魏晋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史书求实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学术研究角度与治史风气，史书刊误、金石考证等方面著作的兴起、增多便是这一风气的突出表现;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更是从理论层次揭示了“信史”的重要意义[4](500—502)。这种求实风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史书中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征，它的突出反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史事的评价上，一是在史书的立目上。

——关于史事的评价。中国史学历来有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就可看作是较为完整的一部少数民族发展史。但能从不同民族的历史功业出发，给其以客观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者并不多见。其原因不外乎史家的民族偏见和政治观点使然，这无疑影响了史著的正确评价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有深刻的认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郑樵所言，事实上是贯穿隋唐以上史学评价中关涉公允、平实的一个理论难点，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对此类现象的总结与批判，同时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自身独立化之理性要求的表现。而宋代史家在理论上的思考，体现于客观历史撰述过程中，即是对客观求实的撰史目的的强调与实践。这在客观上使得宋代史家有可能从更为公允、开阔的角度看待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民族问题。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目的在于阐扬被五代的乱世破坏的伦理道德，但在著述过程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严谨：“夫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节之士者，惜哉!”[5](卷八一)(汉家人传第六)由此可见，史书的真实性是与对伦理道德的阐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这与传统的“《春秋》学”讲求微言大意，以伦理褒贬凌驾于史实之上的史学评价标准自有相当大的不同;他在解释为何不同意时人称梁为“伪”时说，此“是《春秋》之志尔。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5](卷二)(梁纪二后论);他对正闰系于改元的迷信认识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驳，则更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在撰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欧阳修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于：一是对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平等看待，其事迹均以“纪”来表述。而事实上这五个朝代中有两个是少数民族所建，其余三个亦与少数民族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对此欧阳修似乎并不措意。二是在具体史事的评价上，淡化夷夏之辨的色彩。后晋向契丹称臣割地，历来是后代汉族史家“深以为耻”的史事，而欧阳修对此也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与鞭挞：“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5](卷一七)(晋家人传第五)由此可见，夷夏之防并不是欧阳修道德评判的主要方面。这固然与他“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1](卷九八)(再论王伦事宜札子)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欧阳修这种求实尚真的撰述态度，以及侧重从伦理角度对皇朝之间的父子关系加以指责，却在客观上淡化甚至摒弃了传统以夷夏之辨为主的史学观点，从而能够做到相对平实地记载民族关系史以及少数民族史事。与这一观点相适应，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某些“嘉言懿行”给予了客观的记述与赞扬，甚至许其为“帝”，如卷六《明帝本纪》后论言：“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剔除其中夹杂的唯心主义色彩，应该说他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而其称沙陀出身的唐明宗为“帝”，亦反映出在欧阳修的思想观念中，非但不以“夷狄”为下等民族，而且给他们的功业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与他的正统观相互发明，互为表里。同时，由于欧阳修以理学见长，他的这种思路与做法就尤具典型意义与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