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从中国政府宣传郑和的背后得到什么启示?两位作者认为，首先美国要认识到中国领导人的视线转移到了海上;其次中国的国家战略集中在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条水道上，中国政府知晓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亚洲沿海国家并非像美国预感的那样，感觉到“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有学者推测部分亚洲国家将配合中国的崛起，甚至恢复郑和时建立的“朝贡”制度，美国担忧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二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稳定的局面。[4]

最后作者建议：华盛顿应接受甚至欢迎北京在亚洲海域的领导地位，因为这可以增进中美双方的共同目的。同时，美国要在亚洲构建一个更加连贯的大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软实力，重整海军力量。

对清朝海军建设的评估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对外面临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对内则遭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动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政府设重金打造近代海军。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国外学者有独特的观点，他们采取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清政府和当代中国政府的海军建设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

英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中国蒸汽海军》一书中认为，清政府早期海军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中国海军不但用于海岸防御，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太平天国的叛乱;政府惧怕海军力量集中，而实行几支互相制约的舰队;政府倾向购买而不是自制研发顶级武器装备。”[5]怀特指出，激发清朝建设海军的动力主要不是海外的威胁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内因素对海军建设的重要作用。从清朝的太平天国到现在的“台独”，中国海军一个半世纪多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中国统一，镇压国内的反叛。

怀特还指出，中国海军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这与中国的科技实力有限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投资在海军武器装备上的资金不足。清政府向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的舰船和武器弹药，但在关键的海战中仍然不堪一击，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时“镇远”、“定远”是当时威力强大的铁甲巡洋舰，但是清朝可怜的人员配置葬送了舰队的前程。在舰队需要维修时，修理厂被占领，以致于舰船无法及时修复投身战斗。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武器进口大国，近年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先进的潜艇、驱逐舰等，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配备有54枚SS-N-22舰对舰导弹，但国内尚未有能修理该先进舰船的设施，每次船只的保养、维护要到俄罗斯去。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岂有到外国修理维护船只的时间?

美国海权研究专家布鲁斯·伊莱曼在研读了三本关于中国海权的著作后，于2002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发表书评《中国的新“帝国”海军》，总结了下列观点：清朝时期海军舰队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旅顺，每支舰队都有明确的防御目标。政府把舰队“分而治之”，一直是中国处理海军政策一贯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舰队集中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但另一方面，舰队的分离也导致了海军向心力不足，在关键战役中互相拆台。如在中法战争时，北方舰队坐视法国侵略越南于不顾，导致南方舰队缺少支援，使得清朝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十年后，南方舰队“以德抱怨”，拒绝支援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北方舰队，清朝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最终使日本攫取了朝鲜和台湾。解放后，新中国的海军组织和清朝如出一辙，除了撤消福建舰队，其他三支舰队还是各成体系，北方舰队针对前苏联、美国、日本、韩国;东海舰队则主要是台湾;南海舰队目标指向对南海有企图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5]这固然减少了舰队集中对抗中央政府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将来对手的实力。

对于海军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谢刚博士(Srikanth Kondapalli)在《中国海上力量》中指出，虽然当代中国人民海军在舰队分布、海军基地等方面和以前相似，但是中国当代海军却是陆军的衍生物，即在指挥和控制机制、政治工程技术和后勤各方面与以前的海军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海军享有全权。在当代的中国，舰队之间仍然存在着清朝时的痼疾，南海和北海舰队的人员互调时仍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地方效忠仍在威胁着中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