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学中源”说却正是沿着中西心同理同的吻合说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样的思路发展而来的。正是熊明遇，稍后就转而倡论“西学中源”说。熊明遇字良孺，江西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熊氏好西学，他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等交游，于万历年间著《则草》一书，后改订为《格致草》，以西法论天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约刻于崇祯末年。他在《格致草》自序中说：“上古之时，六符不失其官，重黎氏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后三苗复九黎之乱德，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耑门。”(注十三)在这里，熊明遇把西方天文学的源头追溯到中国上古的夏商时代。他的结论是从《国语·楚语》中的一段文字附会而来的(注十四)。他从中西吻合说进而推断西方天文学是从中国上古传去的。这是笔者所见“西学中源”说的最早的一例。

熊明遇还指出：“夫不尊不信，无征不信;尊而征矣，窃附于好古之述，或不为妄作也。”可见他提出“西学中源”说是为了抬高西学的身价。所以，他的《格致草》一书，在每节介绍西说之后，总是附载中土“古圣贤之言，散见于载籍而事理确然有据”，与西说相符合者，题曰“格言考信”，而与西说相印证，从而说明西说“尊而征”，是可信的，如他在介绍地圆说后，附载歧伯和扬雄等古人论述，在十二重天说后附载《楚辞·天问》的“圜则九重”之说等。与此同时，熊明遇还拈出某些子史传记所载，行世已久而与西说捍格不合、于理不通之论，也附在西说之后，题之曰“渺论存疑”，以“明乎其不经”(注十五)。由此看来，熊明遇在明末中西天文学相争的年代，提出西方天文学原本中国，其用意实为消除中西学术的隔阂，便于引进和接受西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提出“西学中源”之论者，不仅有像熊明遇这样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也有极力表彰中法的学者。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檇李陈荩谟。陈氏为明季著名学者黄道周(1585-1646)的弟子。黄氏以理学名家而兼通西法，坚持中国的传统历法之学。陈氏主张会通中西历算，但他特别注意表彰中法。在其撰著的《度测》(1640年)一书中，陈荩谟把《周髀》旧术与西洋测量术进行了综合和会通。该书“首诠《(周髀)算经》，次胪诸法，合古今而浅言之，出以己意，发凡绘图”，目的在于使“《周髀》大彰，《(测量)法义》弥著”(注十六)。陈氏也有近似“西学中源”说的观点，其《度测》自叙云：“句股……其法肇见于《周髀》，周公受之于商高”，又说：“《周髀》者，句股之经，《(测量)法义》者，句股之疏传。”该书卷上“诠器”一节中他还明确指出：“泰西之有《测量法义》也，实本《周髀》旧术而加强焉。”同熊明遇一样，陈荩谟也没有就这个论题展开论述，然而，清初学者的“西学中源”论正是由此而来的。

二

熊明遇关于“西学中源”的思想为他的友人方孔炤(1591-1655)和孔炤之子方以智(1611-1671)继承和发扬。方孔炤曾问学于熊明遇，其时方以智也随父闻其“精论”(注十七)。方孔炤著有《崇祯历书约》，其中也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议论;又说：“夫天九重，地如球，自黄帝《素问》、周公《周髀》、邵子(邵雍——引者，下同)”、朱子(朱熹)、沈存中(沈括)、吴幼清(吴澄)皆明地为不坠之形，大气举之，则其言皆中国先圣先贤所已言者。有开必先，后来加详。”(注十八)方以智也重复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论调，其言地圆，也以歧伯、邵雍、朱熹等人之说为证。他的《物理小识》(1641-1664年间完成)一书还大量摘入了《格致草》的内容。但与徐光启、熊明遇等人极力推崇西学不同，方以智认识到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注十九)发现西方科学也有不足甚至错误，这是方以智超越前人之处。他既然不以西学为满足，便以其家传易学，与西学“折衷会決”，“因邵(雍)蔡(元定)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注二十)。他还说：“尝借泰西为问郯……知周公、商高之方圆积矩全本于易”(注二一)。结果，他从西学回归到了周易象数学。这样，“西学中源”说的意蕴在方以智那里就发生了转变，徐光启、熊明遇等人以西学为依归的会通中西学术的思想在方以智那里也一变为以中学为依归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