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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也可以兴味无穷。一个帝王，一个平民，在封建王朝是绝难有平等对话的机会，因此，雍正和曾静的隔空对话，可看成为中央集权政治下的民主思想萌芽。史景迁的《大义觉迷》亦史亦传，直击雍正及一个王朝政治的内核，展现满清入关前百年鼎盛期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及化解危机的政治手腕。

用四个晚上读完《《大义觉迷》，大有越读越引人入胜、不忍释卷之感。读完之后，对几个几个历史谜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雍正为何不和曾静见面;(2)雍正在曾静行止谋逆和吕留良著作谋逆的差异化处置中真正的心态是怎样的;(3)岳钟琪圣眷日衰有没有处理曾静谋逆案不力的因素;(4)明朝遗老以及汉族读书人在大义觉迷刊行后的真实心态;(5)乾隆为什么改变先帝圣旨诛杀曾静一干人等?

单就第五个历史谜题而言，史景迁先生在书中并为过多揭示。分析雍正和乾隆所处的不同历史时代和环境，不难得出乾隆诛杀曾静的真正动机。

第一、乾隆对先皇老子处理曾静谋逆案的做法颇有腹诽，雍正当国秉政，作为儿子的乾隆自然不敢发言，如今雍正已死，老子天下第一，肃正先皇老子的错误做法并补回损失、避免扩散影响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乾隆自负文治武功当在乃父之上，认为处理复杂意识形态案件，尤其是华夷之争这类大是大非问题，不需温良敦厚，而是只能靠国家机器，采取雷霆手段无情打击。曾静谋逆案是他登基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案件，此时辅国的都是一帮先皇旧臣，乾隆借此展露自己的理政才能并借此树立威权，再为自然不过;

第三、新皇不屈旧政是历史规律，更何况大清国祚其时已赓续近百年，经过康熙皇帝几十年对前明余孽的清理和大力维稳， 再经过雍正10多年来的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清朝已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先祖在治国理政上的含蓄隐忍和如履薄冰已经不合事宜，乾隆铁腕打击曾静谋逆案，无疑是在昭告天下，一个崭新的清朝盛世将由他开启。

第四，大义觉迷一书中颇多满清皇室的隐秘内情，尤其是雍正对曾静逆书中关于自己夺嫡的批驳，事关皇室体面。雍正在这个问题上的率性和坦诚，正是乾隆不能容忍的，他认为 主子是不用给奴才知情权的，那是自贬皇家身价。因此，先诛杀曾静，后期追缴《大义觉迷》并予毁禁才有基础。

基于此，乾隆在雍正驾崩后不久，就违背雍正不杀曾静等人的旨意，秘密拘捕曾静等进京，从速重审案件，并很快将曾静凌迟，由此掀开了满清统治近300年来最大一宗文字狱的序幕，并对此后近200年的思想影响深远。

乾隆在他的诏书(此时乾隆已登基，但尚未改元，仍用雍正年号)中，托言于“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实是以此绝天下之口。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 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 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从历史研究来看看，《大义觉迷录》的意义不仅因为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清宫秘密和大造文字狱的残酷实情而有较大的历史价值，更因为两朝皇帝在处理意识形态重大案件上的不同态度，给当下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几个启示：(1)对异见阶层或个体，不妨按下怒火、放下身段、平等对话、坦诚交流;(2)雍正在浙江湖南特别任命观风整俗史的做法可借鉴;(3)高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根本认识和底线，应明白晓畅地公之于众，以获得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明辨和认同：(4) “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的作者和曾静、吕留良谋逆无涉，不应以案涉众，伤及无辜;(5)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争议，应假手公义，而不应圣裁独断;(6)局部问题不用泛化，局部影响不应夸大;(7)对更化认知、悔过自新的人应予关怀，不应“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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