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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宗在位末期，“屡杀宗室”,[1]“屡杀大臣”,[2]“迭兴大狱”,[3] 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4] 显得异常残酷。可是就在三年前的皇统六年，熙宗曾“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5] 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品格。由此来看，金熙宗晚年嗜杀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虐政”，[6] 当是出现了心理变态，《金史》卷132《逆臣传》称“熙宗晚年喜怒不常”，也是心理变态的反映。对于造成金熙宗心理变态的原因，《金史》也有分析，如卷63《熙宗悼平皇后传》：“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卷132《秉德传》：“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认为造成熙宗心理变态的原因是长期的心理压抑是对的，但是把心理压抑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悼后干政与无子却失之片面。本文试分析造成熙宗心理压抑的多重原因，以期对熙宗末年的心理变态有较深入的认识。
一、远大的政治理想与缺乏实权的现实
熙宗年轻时“尝受读于韩昉”，[7] 接受的是正统儒学教育。作为熙宗养父的宗干，在太宗朝是重要辅政者，太宗朝所进行的汉化改革多出于宗干的谋划。[8] 熙宗生父宗峻“在诸子中最嫡”，[9] 被留于金的宋人洪皓在谈到金初皇位继承之争时提到当时女真大贵族宗翰等人“以今主为嫡”，[10] 也都承认熙宗的嫡长孙身份。作为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曾“中进士第一”[11] 的韩昉，自然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韩昉虽然不能预见到熙宗会成为未来的君主，但他必然会意识到，以熙宗的出身及家庭背景，他将会成为金朝政坛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他对熙宗的教育内容自然会包括儒家政治思想的教育。而且，据《金史》卷4《熙宗本纪》，熙宗生于天辅三年(1119)，至天会十年(1132)就已被确立为储君，当时只有十三岁。虽然我们无法考知熙宗“受读于韩昉”的年龄段，但从史书评价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12] 来看，其汉化程度相当深，仅仅于十三岁以前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显然不足以达到如此程度，也就是说，在被立为储君之后，熙宗仍有一段时间“受读于韩昉”，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中，韩昉是在培养未来的君主，当然要用儒家的政治理想来教育熙宗了。
《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曾出使金朝的王绘在《绍兴甲寅通和录》中引用金朝人李聿兴的说法：“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宇文虚中)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13] 显然韩昉是作为金朝汉官制奠基人的“十数人”之一，而且与宇文虚中一样，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聿兴谈话的时间是绍兴甲寅年(1134)，韩昉参与制定金朝的典章制度当在此前。熙宗于1132年已被立为储君，且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师从韩昉，可见，韩昉培养熙宗的后期，也正是他积极投身于金初的汉官制改革的时期，他本人的政治实践不可能与其教育内容背道而驰。所以，韩昉在天会年间对熙宗的教育内容与韩昉当时的从政思想相同，都出自对盛唐的借鉴与学习。
熙宗生父宗峻死于天会二年(1124)，[14] 按中国人计年龄用虚岁的算法，熙宗才六岁，而韩昉“五岁丧父”，[15] 韩昉与熙宗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师生间当更容易产生共鸣。熙宗即位的第三年即“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16] 皇统元年，韩昉自济南尹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执政官，可见熙宗对自己老师的重视，也反映出熙宗的政治理想受韩昉影响之深。《金史》卷4《熙宗本纪》记载着天眷二年六月熙宗与韩昉的一段对话。熙宗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熙宗说：“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韩昉说：“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韩昉比迹盛唐的政治理想在对熙宗教育内容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韩昉灌输给熙宗作为君主应该“惟正是行”，对臣下“温颜访问”，并能“慎终如始”，这无疑是儒家政治理想中作为明君圣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从熙宗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觉得唐太宗是可望不可及的，但他希望自己能比得上唐玄宗。在韩昉的培养下，熙宗有着成为儒家学说中所标榜的治世明君的愿望。当左丞相宗贤劝熙宗“州县长吏当并用本国人”时，熙宗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17]也可以看出熙宗政治抱负的远大。
天会十三年正月，虚岁十七但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的熙宗登基，可是他面临的现实却使他根本没有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熙宗之得立为储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宗翰的建议，而宗翰的出发点却是熙宗“幼小易制”，[18] 拥立他以排挤太宗之子宗磐，以期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熙宗即位之初，朝政很大程度上受宗翰、宗磐左右，两年半以后，即天会十五年六月，虽处死了宗翰死党高庆裔、刘思，夺宗翰之权，使宗翰郁闷而死，但宗磐的势力却相对增强，熙宗的权力并未增加。又过了两年，至天眷二年七月杀宗磐，从此开始了宗干掌权的时期。宗干是熙宗养父，对他的专权熙宗更加连不满也无法表示。又过了近两年，宗干病逝，朝政为宗弼所控制。《金史》卷63《熙宗悼平皇后传》中说：“熙宗在位，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默”，是对熙宗时朝政的真实反映。处处受权臣掣肘，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长期的忍耐与期待最后得到的却是完全的绝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无疑是造成熙宗心理压抑的原因之一。就在宗干去世的前三个月，熙宗还“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19] 熙宗昼夜苦读的书只是两类，一是政治伦理(《论语》)与政府文诰(《尚书》)，另一类是时间上与金朝接近的历史。如果我们联系到北宋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可见熙宗是在为自己亲政作准备。但是，宗干去世后，熙宗并没有如同他预料的那样，获得他期盼已久的亲政，而是受宗弼制约，这对熙宗心理上形成沉重打击，熙宗开始酗酒。《金史》卷4《熙宗本纪》于皇统二年五月下记载：“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20]，与夜以继日苦读的熙宗判若两人，显见宗干去世之后熙宗所受的刺激。满怀理想变成借酒浇愁，无权的现实使熙宗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这使熙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心理压抑状态。
二、派系斗争对亲情的冲击
六岁失父的熙宗深知亲情的可贵。韩昉“五岁丧父，哭泣能尽哀”，[21] 显然也是重亲情的人，加之重亲情也是儒家学说的特点之一，所以这当是韩昉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与教育共同造就了熙宗重亲情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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