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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顾颉刚;"层累构成说";历史知识论;神话

[摘 要]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革命性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纪录到怀疑全部历史纪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趁胡适让他暂时主持《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之际，将此前的半封书信，以《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刊发在《读书杂志》上。半个多世纪后的1980年，顾先生回首当年时说："哪里想到，这半封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颗原子弹。"〔1〕(p17)时人的感受可能印证了当事人的回忆："颉刚先生在我们中国学术界确是一个霹雳，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2〕钱穆的说法或许略带夸张："《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转述，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3〕上述这些"形容"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且不去管它，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应该说在1923年已经崩溃，而肇因就是顾颉刚的这半封书信。勿庸置疑，这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学术史事件。它不但构成20世纪上半期人文学术变迁的总体背景，也使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仍处在"疑古运动"的余波荡漾之中。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就出自顾颉刚的这半封书信。如所周知，这一命题是顾颉刚此后所有"疑古"论作的核心预设。近80年代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多方面开掘，然而今天看来，这一命题似仍有待发之覆。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作为顾颉刚古史考辨工作据以进行的基本假定和最具阐释力的分析工具，"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问世，便获得当时和此后学界先进的击节叹赏与倾力推崇。来自"疑古"盟友的喝彩自不必说，钱玄同就喜不自禁的叹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4](p67)连疑古运动的始作俑者胡适也毫无保留的说："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4](p191)他还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5](p338)发自对立史学阵营的盛赞大概更能说明问题：郭沫若1930年由衷的指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6](p348)权威学术史家的盖棺论定当然最值得注意：许冠三认为：顾颉刚"那古史'层累地造成'说，肯定是当代史学上绝大的卓识，连对疑古派颇为反感，甚至可以说存有敌意的陈寅恪，也在《蒙古源流》考释中，为它添了新证"。[7](p134)在余英时看来，"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先生的'层累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8]笔者不厌其烦地条举上述意见，意在强调指出下面两个基本事实：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疑古命题，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开辟历史学"新纪元"、造成过"古史革命"、在史坛上占据过"中心位置"而且其贡献又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命题;二、这一命题尽管蕴藏丰富，"是当代史学上绝大的卓识"，但无论是钱玄同、胡适、郭沫若，还是许冠三和余英时，都认为这一命题仅具有"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仅是"文献学上的一个综合的新创造"，或仅是"古史学上的革命";其中，尽管余英时先生反复强调"层累构成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并因而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但余先生所指出的"现代史学的观念"，也似乎仅仅局限在"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document)来处理"这一史料学观念。应该说，看到"层累构成说"中孕含着"现代史学的观念"当然是极其深刻的，但把这一观念的内涵仅局限在史料学层面上则有待进一步申论。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层累构成说"中确实蕴藏着所谓"现代史学的观念"的话，那末，这一"观念"也似乎主要体现在顾先生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革命性态度上。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据顾先生自己说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由此得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知识"性质的结论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4](p59-60)稍后他干脆和盘托出了他的致知取向："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不立一夏，惟穷流变"。[4](p273)

顾先生的"层累构成说"的上述三层内容，如果细细辨析一下的话，实际上只包含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抽象层面上，亦即在基本理念层面上，这一"中国古史观"表达了顾先生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特别是其不确定性质的看法;在具体层面上，此一命题才表达了顾先生对有关中国上古史知识本身的见解。而且，"具体"层面上的"层累构成说"，完全可以看作是"抽象"层面上的"层累说"的派生或推论，换句话说，古史上限的"愈后愈长"与古史人物的"愈放愈大"，正是为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所提供的坚实例证。"具体"层面上的"层累说"亦即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我们将作专门论述，这里我们侧重讨论顾先生"层累构成说"的知识论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说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最先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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