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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是清史学界比较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等单位主办,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在福建召开了“第八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清代的边疆和经济;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瑞典Uppsala大学联合召开了“中瑞近代历史研讨会”,两国学者对中国和欧洲15世纪以来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9月,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和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十八世纪北京与世界名城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10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山西晋城市联合召开了“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术研讨会”,对清初大学士陈廷敬生平事迹以及陈廷敬故居文物价值进行了专门研讨。1998年出版的清史研究著作主要有:李世愉著《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冯佐哲著《和?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治亭著《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吉远著《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另外,顾诚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出版于1997年,但学术界见书较晚,在1998年仍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对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此外,还有大量论文问世。本文拟对一年来清史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略作评述。

一、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

不论治清史者专长在何种领域,不论他目前的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明清鼎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他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所谓“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研究者回避这场变革,或对这场变革缺乏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清代历史。20世纪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曾经历了数次变化。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曾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的真正目是通过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以建立共和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清朝统治的正确认识,故一时间,反满宣传甚嚣尘上,清史被简单化为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历史。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渐趋理性化,许多学者在承认民族矛盾的同时,也高度评价清朝政权在实现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社会生产等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在认识的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因为清朝政权后来成为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一些学者遂将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一概视为国家统一战争,进而提出洪承畴等降清人物为清初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辨别历史是非的问题。1998年,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张玉兴在《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顾诚的《南明史》在1998年仍受到清史学界的关注。该书根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认为它“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南明史》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南明史·序论》第3页)

二是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顾诚认为学术界将既成事实当成历史必然性,就本质而言和封建史学家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南明史·序论》第5页)

三是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顾诚《南明史·序论》第3-4页)

清史学界对顾诚上述观点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梧桐对顾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十分欣赏,认为坚持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观点”,改变了那种把既成事实当着历史必然性的做法(参见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纪程认为顾诚关于明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天命论’、‘宿命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纪程《南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顾诚《南明史》读后》,《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但也有些学者对顾诚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一文(《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对顾诚《南明史》的基本体系和观点提出质疑。李治亭认为:顾诚的《南明史》有意抬高农民军余部在南明诸政权中的作用,甚至将他们取代南明诸政权的主导地位,变为南明历史的一条主线,是不恰当的。所谓《南明史》,实际上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李治亭指出,顾诚站在南明与农民军余部的立场看待明清兴亡,歪曲了南明史的真相,将研究引向歧途。李治亭指出,明清之际的动荡,其实质绝不是汉族各派与各民族抗清排满问题,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无论哪一方统一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的情况下,结束动乱,实现国家统一乃是当务之急。《南明史》的失误,就在于它非要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统一与分裂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按照民族矛盾的模式,改成以南明、农民军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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