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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纥(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Orkhon )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hon Turkic Script )，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Orhon Turkic)。又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Yenisey)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1]。

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使用[2]。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发现和研究的情况。

在我国汉文古代史籍中曾谈到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 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下面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按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突厥陀钵可汗在位时)。

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

早在1692年荷兰人魏津(N. Widzen)在其所著的《北部和东部靼靼里亚》(Noord and Ost Tartarye , Amsterdam , 1692)首次提到西伯利亚存在刻有古代突厥文的刻石。1696-1697年俄国人雷米佐夫(Semen Remezov)在其《西伯利亚图录(Chertezhnaya Kniga Sibiri)一书中也提到七河一带发现这种文字的碑铭。

关于突厥文碑铭的科学报道属18世纪上半期。18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首先是叶尼塞碑铭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旦泽(Danzig)(今属波兰)人梅色尔施米特(D. G. Messerschmidt)(曾作为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服务于帝俄彼得大帝)于1721年发现了现称为“Uybat III ”的叶尼塞碑文。 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F. J. Stralenberg )(他曾在西伯利亚一带生活13年之久)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und oestlichen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 Stockholm , 1730 )一书，在该书后面附有第一批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图片。1793年帕拉斯(P. S. Pallas )又在其《论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碑文》(Von einer in Siberien gefundenen unbekannten Steinschrift )一文(载该氏所著《自然史与经济学 Naturgeschichteund Oekonomie 》卷五，页237-245)中公布了一些。1818年斯帕斯基(G. Spasskiy )在《西伯利亚通讯》(Sibirskiy Vestnik)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古物札记》(Zapiski o Sibirskikh Drevnostyakh )。不久该文连同图片一起被译成拉丁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注意。1822年当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扎(A. Remusat)在一篇关于此文的评论中写道：“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Journal des Savants , Octobre , 1822 , pp. 595-602 )。

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 )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

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 N. M. Yadrintsev )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

雅氏在这次考查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 )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 )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 )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3]。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

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H. Heikel)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著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W. W. Radloff)院士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Ongin)河畔又发现了所谓《翁金碑》。

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做《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 et publiees par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 1892)。德文俄国本题作《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 , St. Petersburg ,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

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 )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 Notice pre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在汤姆森氏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该二碑都同时刻有汉文)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写出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公元732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

首先，汤氏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四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种文字中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他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iwat-te(k)-gin 正确解读了kUl tigin “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ngri“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 tUrk“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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