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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
城区市场是实现商品流通、进行商品交换最集中最为重要的场所。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汉时期，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区市场也蓬勃兴起。当时，官府对城区市场的建置高度重视，不仅有具体的规划和布局，而且在先秦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为此后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城市发展与市场的勃兴
城市发展经历了个演变过程。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展快，数量多。就大致上的估计，当时城市总数当不少于800---900个以上。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令天下县邑城”[1]。从此拉开了城市建设的高潮，除修建了不少老城之处，还涌现了一批新兴城市。特别是汉武帝即位后，大力拓边，新增了不少郡县。例如：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苍海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朔方郡;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西河郡;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天水郡、安定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零陵郡、越 郡、 牁郡、武都郡、南海郡、合浦郡、珠崖郡、郁林郡、儋耳郡、苍梧郡、交趾郡、日南郡、九真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置张掖郡、酒泉郡;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置武威郡;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置敦煌郡等，在这些新辟的边郡，理应增置了不少城邑。所以到西汉末期，全国县邑以上的城市共达1587个之多[2]。
但王莽当政后，社会矛盾激化，四海之内，中外愤怒，“远近俱发，城市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3]。对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破坏。
东汉立国以后，由于经过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百姓遭难”，“人口锐减”。
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到，当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子遗，鄣塞破坏，亭隧绝灭”。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很大影响，使一些破坏严重的城市也就名存实亡了。面对这种现状，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裁并郡县。于是，各州郡减省400余县[4]。此时，全国的城市总数大约是1100个左右。自“光武中兴”之后，随着“柔道”政策的贯彻，流民渐归，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好转，城市又出现了新的生机。迄至顺帝时，城市总数又增加到1181个左右[5]，若加上光武帝时合并的400余县，则东汉城市总数基本上保持在西汉后期1587的水平上下。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秦汉400余年中，城市发展虽有曲折，但总的走向是呈发展趋势。
城市是市场的载体，由于它的发展和商品交换扩大，所以当时的城区市场也随之得到发展，且出现了多层级的市场结构。兹分述如下：
1、京畿市场
这里是指当时在国都或京师所在地设立的市场，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在国都设市，早自先秦之时就已开始，历代皆有。《管子·揆度篇》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在国都立市，各国皆然。战国时期列国的都城，一般设有“大市”，即全国性的商业市场。秦汉时期，在国都或京畿设立的市场比以前有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普遍出现一城多市，而且市场也较繁荣。
秦都咸阳：据《三辅黄图》载：“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起。”渭北宫城和工商业区与渭南祖庙连成一个整体，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咸阳城区的商业市场，除“咸阳市”外，还有“直市”、“平市”等。所谓“直市”，即物无二价的市场。
西京长安：自汉高祖定都后，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立大市”[6]。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起“长安西市”[7]。俟后，随着长安城的人口增多，规模扩大，城区商业市场日益得到发展，出现了“九市”。如据《三辅黄图》及《汉宫阙疏》记载：
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
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
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汉城长安的“九市”，据陈直先生说：“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李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此外尚有“高市”[8]。这“九市”中的东市，或即高帝六年所设的“大市”;“西市”为惠帝六年所设，当无可疑，地处醴家坊;“交门市”在长安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柳市”在细柳仓[9];“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因物无二价，故名。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长安郊区还有“槐市”。如据《三辅黄图补遗》引《艺文类聚》云：元始中起明堂、辟雍，“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各持经书及其郡所出货物于此买卖，号槐市”[10]。在长安的这些市当中，可能规模较大的是东市、西市。故王莽改制时，特将东、西二市与其他五个都会的市官进行改制。如《汉书·食货志》说：“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师，西市称畿。”
东京洛阳：位居中原，“超大河，跨北岳”，地理位置重要。东汉在这里建都后，规模扩大，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六里。蔡质《汉仪》云：“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城区建置比较规范。《太平御览》卷191陆机《洛阳记》载：
(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
但同书卷827引《洛阳记》又云：洛阳的三市是：“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马市在城东，南市在城南。”二处的市名、方位各记载不一，然数量相同。说洛阳设三市，这可能是就比较重要的市而言，实际上的数量可能不至此数。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3年)，洛阳“立粟市于城东”[11]，就是明显的一例。于此说明，洛阳至少也有四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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