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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粟特
粟特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对他们的研究，近年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成果颇众，举其要者有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3期，1985年)、陆庆夫《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陈海涛于最近发表的《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001年第2期)、《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
提起敦煌粟特民族，我们首先会想起的无疑是1907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的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年代问题。在这些古信札出土不久，威斯尼通过对其纸质的鉴定，认为其时代应在2世纪左右。后来，随着书信内容的解读，其具体年代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W. B. Henning)读懂了其中编号为T. XII. a. ii. 2的信札(即第二号信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312～313年之间。[1]60年代，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进一步解读了这封书信，对亨宁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其写成之时应在196年。[2]
我国学者对该文献的关注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黄振华撰《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一文，基本上赞成哈尔玛塔的断代，但对亨宁和哈尔玛塔释出的“匈奴”表示怀疑，提出“原文究竟是‘匈奴’或‘汉人’，还值得研究”，认为写信的年代有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此后，维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撰《中亚地区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接受了亨宁的4世纪说。?
1983年，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中也谈到该问题，认为其时代不应晚于汉代。后来，林梅村又继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信件文义的分析和考古地层关系，将其时代推定在200～204年之间，认为其中以202年的可能性最大。[3]
与此说相左，陈国灿撰《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以大量的汉文史料来揭示第二封信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指出其发信地点是姑臧而非敦煌，书写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王冀青通过对第二号信札的译释和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东晋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信札内容中有永嘉元年邺城被焚毁事件和西晋怀帝被俘一事。[4]
数年后，敦煌学研究的翘楚荣新江撰《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他根据英国学者辛斯威廉(N. S. Williams)新检出的若干粟特语文书，结合这些文书所用粟特文字母与敦煌粟特文信札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信札的年代为西晋永嘉五年或其后几年间。受此说启发，刘波又通过对文书纸张的论述及二号信札的语渊学证据，进一步论定该文献为4世纪之物。至此，敦煌粟特文信札的年代差强可定。
对敦煌粟特聚落问题的研究，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着了先鞭，涌现出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池田温于1965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最为引人注目。他利用敦煌文书中之差科簿，对蕃占之前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之位置、人员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指出，这一聚落出现于7世纪前半叶，其时，粟特人通过定居并与汉人通婚而逐步汉化。这一聚落的最大作用，是作为通商交易的中介而维护粟特人的利益。8世纪中叶，粟特本土与唐朝的政局都出现了板荡之势，加强唐与粟特诸国关系的恶化和吐蕃对河西的占领，导致了敦煌粟特聚落居民的离散。[5]陈国灿进一步认为这一粟特人聚落的出现，是因为原居于塔里木盆地东部且末河流域播仙镇的粟特人受到西突厥故将阿史那阙啜忠节的劫掠骚扰，而逃往敦煌以期得到沙州刺史的保护，沙州政府对这批逃难而来的粟特人，专门划出地域进行安置，建立户籍，其时间略早于景龙二年(707)[6]。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废除了唐代的乡里制度，将汉人、吐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混合，而组成一种新的基层组织--部落，从化乡于是消失，粟特人多集中于丝绵、行人、上、下等部落之中，并开始参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7]。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粟特人同当地人，主要是汉族融合的进程。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人基本上已经汉化，在居住地域、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权等关系上，都已完全等同于汉族[8]。
池田温的著作对以后敦煌粟特聚落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影响极大。只是文中提出的这一粟特人聚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因粟特人的逃亡而消失的观点，却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根据P. 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粟特人名，判断在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遗民活动，著籍的粟特人长期活跃于沙州。陆庆夫、郑炳林、王尚达、陈海涛等也都撰文指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打破了唐代的乡里制度，但粟特人并没有逃亡，而是促进了他们同敦煌汉族社会的融合，在归义军时期恢复乡里制度时从化乡的消失，是他们汉化完成的标志。[9]
归义军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出使的使团，约束使团成员，设置了使头一职，有甘州使头、伊州使头、西州使头和于阗使头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粟特人充任的。[10]此外，陆庆夫还根据敦煌发现的判文写本，研究了唐代长安的粟特人聚落。[11]
近期，荣新江、冯培红分别撰文探讨了敦煌归义军统治者曹氏家族的族源，提出他们应为粟特后裔的说法。[12]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我国学者多有研究，其中以敦煌文献研究的翘楚郑炳林用力最勤，他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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