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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蒙元史研究成果较去年更为丰富。就笔者所见，出版书目7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论文集有南方出版社出版的《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六辑(以下简称《集刊十六》)，其中收录有关蒙元史的文章13篇。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的《元上都研究丛书》(包括《元上都研究文集》和《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两书，共58万字)，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汇集了有关元上都研究的文章42篇;后者从辽、金、元、明、清以来形成的有关元上都的文献资料中精选部分资料汇集而成，分上都的自然环境、兴建与布局、行宫、驿路、行政管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等12章。此外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王颋 《驾泽抟云——中外关系史地研究》一书，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孟繁清、默书民、杨印民、张国旺等著《蒙元时期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其中都收有有关元史的文章。译著有戴仁柱(美)著，刘晓译《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一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全书20万字。此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建平《元代出版史》一书，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声波整理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84万字，分上、下册。这是目前所知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现存各种版本均不署作者名，整理者论证该书原编为宋末元初人刘应李，改编者为詹友谅等。下面将这些研究成果分类作一简要介绍。

一. 政治　制度　法律与军事

政治。谢咏梅《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札剌亦儿部木华黎是最早受封国王位号的功臣。自1217年木华黎受封国王讫元终，子孙承袭，世世无绝。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汉礼制的双重影响以及对蒙廷的亲疏等因素的作用。国王最初代表朝廷全权经营中原，随着大汗亲历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是中原统治机构的构建，国王的军权、政权渐被削弱，其职权也转为充当畿辅藩屏或充任“藩大臣”。元中后期，由于驸马及部分异姓功臣频繁封王拜爵而势力日涨，国王在异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渐暗淡了。船田善之(日)《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第2期)指出：(l)在同时代的非汉语史料中，是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的。色目人的词源是汉语，这个概念也只存在于汉语中。色目人一词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只是存在汉语世界即通用在汉族之中。总之，色目人就是汉族的认知世界的产物。(2)直到元朝中期连执法官吏也不清楚对色目人的明确界定。色目人的范畴由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汉族和非汉族之间的制度区别是由汉人官员提议的。(3)在户籍制度上没有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个并列的分类方式。在元代户籍，收拢外来的户(侨寓户、北人户)是为了确保赋税及处理纠纷、犯罪等问题，与“约会”有很大关系。这种户籍制度是“集团主义”的表现。(4)元代许多高级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这不是四等而是“根脚"的反映，史料记述元朝的长官应由蒙古人担任，但都不能说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汉人、南人更高。(5)为官上，史料中各处看到“参用”，其目的不是牵制汉人、南人，而是对广阔的版图和不同民族的统治有利。(6)“参用”与元代科举定员同数制应有关系，程矩夫期待科举制度能实现“参用”。总之，不能只由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划分了解元代政治、社会。元朝统治的特点是“集团主义”，即统辖每个集团的方式。可以说在为官方面重视“根脚”和“参用”之平衡。周志锋《试论蒙元时期皇后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一文，论述了蒙元时期皇后摄国称制、垂帘听政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以及皇后干政的历史根源。包胜利《<蒙古秘史>中的汗权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汗权的属性、作用方式等问题。穆鸿利《论13世纪蒙元帝国在再造中华大一统伟业中的贡献》(《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指出了以往的片面看法，从开拓疆域、促进民族融合、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建树、促进中西交流等方面，论证了蒙元帝国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任洪生《13世纪蒙古霸权的另一种视角--亚欧大陆腹地地缘经济与政治分析》(《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拥有亚欧大陆霸权的原因在于其生产方式，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外部的取向，他们军事上的优势也来自其生产方式。龚阴《元朝民族等级政治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对元朝的四等人制进行了论述。

制度。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年来在元代政治制度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全书60万字，分为四章：一、中央政治制度;二、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三、投下与蒙古诸王制度;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他。内容涉及御前奏闻、上都分省、怯薛预政、质子军、行省制、宣慰司、路总管府、巡检司、肃政廉访司、奉使宣抚等等。作者注重将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与政策法令及政权机构的运作和政策法令的执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科学性与系统性的研究著作。治元史者大多认为，元代的中书省基本上是一汉式宰相机构。屈文军《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围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两项内容，从元代宰相制度与唐宋等朝代宰相制度的比较、元代尚书省和门下省设置风波、中书省与行省关系、中书省与怯薛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元代的中书省尽管拥有汉式官署名称和官职称号，但本质上并不是传统宰相制度的自然发展，而是大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机构的延续。同氏《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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