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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关注过拓跋部桓帝祁皇后的族属问题，搜罗了一些资料，意在证明祁氏出于代北东部之族，很可能是乌桓。近日得知大同市北有祁皇墓地名，于是从文献上循迹追踪，又得知一些桓、穆故实，所涉地点都在代北东部。我把这些连缀成篇，冠以拓跋史迹之名，供进一步的探讨。需要说明，这篇小文不是考古，不是考证，也不是文物古迹本身的考察。要勉强为此定性，也许近乎拓跋掌故追寻。篇中提及的拓跋史迹大体与历史背景相符，不是任意捏造，但要一一落实也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史迹所涉的拓跋人物离现在已经一千六百余年之久，却能凭籍史迹长久地保存在当地居民的意识之中，不时引发后人的历史思考，因而觉得作一点追寻还是值得，何况有些史迹毕竟还承载了拓跋部真实的历史信息。

一 关于祁皇墓

坊间所见大同市地图，有将市北25公里处的方山文明太后永固陵标为祁皇墓者，据说是祁皇后墓的讹传，袭称至今。如果此说属实，其始立年代当早于永固陵一个半世纪以上，是一处难得的代北早期拓跋史迹。方山附近至今尚有以祁皇墓为名的村落，方山之东京包铁路所经之处有以祁皇墓为名的车站。看来祁皇墓不论有几分可信，祁皇本人肯定曾是这一带居民口碑中的人物，其生前的主要活动也当在这一带。　　经检《正德大同府志》(缩微胶卷)、《顺治云中郡志》、《乾隆大同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前二种于此事无记载，后二种中乾隆志所载较细。该志卷六古迹门谓祁皇墓“在府东北三十里孤山之北，冢头峻绝如山……。北魏桓帝皇后祁氏尝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不言其葬所。……盖道武以前屡经播迁，记载阙略，云中盛乐二陵 [1]外，当时已往往失之。疑祁皇即祁皇后，犹言女国君，故后人直谓之祁皇，理或如此”。该志又谓“北魏文明太后墓，府北五十里方山，……旧志所谓北魏二陵也，今其处未详。或曰俗称祁皇墓”。该志卷三疆域附村堡，提及县治北境有祁皇墓村，距城五十六里。府志所涉地名及位置，大致都与今名复核相符，只是祁后墓具体地点异说并陈，府志纂修本来未做实地考察，但倾向于方山二陵所在是祁皇墓址。以现知情况推之，似祁后死葬方山，由于以后拓跋统胤改变，祁后后嗣未成北魏帝宗[2]，祁后墓在纷乱如麻的争斗中早已荡然无存，只余地名而已。百余岁后，才有冯太后因方山地势起茔之事。

桓帝祁皇后在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为拓跋历史增添了跌宕起伏。祁氏之死，当在《魏书·序纪》所记的324年祁氏归政于其子惠帝之后的某一年，其时距295年昭帝、桓帝、穆帝三分拓跋之国至少已经三十年了。祁氏葬地所在，史籍无征。据桓帝、祁后事迹显示，祁后未曾远离拓跋中部之国“代郡之参合陂北”地境，其葬地也当距此不远。今知祁皇墓在大同方山，则“代郡之参合陂北”与大同方山相距不会很远。但参合陂究竟在哪里，还有待定位。

“代郡之参合陂北”所在，史家多依《魏书·地形志》标注于今凉城以西。《地形志》(上)梁城(凉城)郡条，东魏天平二年(535)始置郡，领参合、  鸿(旋鸿)二县。梁城郡的参合县西有参合陉，其地已接近拓跋西部之国盛乐，显然与拓跋三分其国的地理形势不合。据严耕望考证，北魏较早时期的参合，在西汉参合县故地，靠近西汉代郡西部都尉治所高柳，今大同东北的阳高县境[3]。此后参合陂何时复县，何时由今阳高县境迁治于今凉城境，没有准确资料可据。《魏书》、《水经注》资料颇有异同之处。我从慕容宝参合陂战事的地理状况所见，认为严氏之说较合情理，赞同此时的参合陂尚在大同东北的阳高，其地与大同的距离，比凉城参合陉到大同的距离要近得多。《序纪》“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尤符合高柳之说。因为西汉的高柳在当时代郡境内，是代郡的最西界，更西则入当时的雁门郡，不得称为代郡。其实在严氏考证之前，已有人认为北魏参合指的是西汉参合故城[4]。

《序纪》桓帝在位的十一年中，记事极简略，除征讨外，两见参合陂事，是“桓帝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之证，《序纪》记桓帝葬母问题，如果葬母事在平城，则平城也在桓帝常所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且与“代郡之参合陂北”的高柳相距不远。兹就桓帝葬母地点及其它问题作一些考察。

桓帝葬母，《魏书》有三条资料。《魏书·皇后传》：“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同书《序纪》桓帝之二年(296)：“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按事在294年)。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又同书《高宗纪》兴安二年(453)二月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这三条相关的史料，说明桓帝甫即中部之国君位，即张罗葬母封氏之事;而其中前两条史料，对于296年葬事的记叙还有微妙的差别可资思考。

296年的葬事，所葬是文帝及其妻封氏，不只是如石铭所说“桓帝葬母”而已，葬母时有盛大的政治活动，也不是简单的瘗埋事务，只是究竟葬于何地，并无明说。封氏早死于拓跋三分之前，遗体自当有所处置，按理是在盛乐;而文帝亦早被拓跋诸部大人矫害于阴馆，当是即其地草率敛尸，未回盛乐。至是，桓帝并其父母葬于天渊池近处，立石铭以为纪念。此事《序纪》谓之“改葬”，是准确的;石铭只说葬母，并不确切。此其一。

改葬初议发自文帝兰妃之子思帝。思帝是文帝幼子，且非嫡出，但继承君位在嫡出长子桓帝之前。从拓跋帝位继承常情看来，此事似有隐讳之处。以常情论，思帝发此议，初衷当重在葬父，而不会是重在安葬非其生母的封氏，《序纪》谓“思帝欲改葬”，本来未说明单葬一人或者并葬二人。思帝在位又仅一年而死，国分为三。桓帝即中部君位，乃顺势“述成前意”，于中部国境内并其父母而葬，史文乃记曰“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桓帝以葬父的名义并葬其母，一举两得，本属情理中事，可以理解，而且还不算直接违背思帝初衷。但石铭所载只说葬母，不提其父，喧宾夺主，就只能视为石铭曲笔，桓帝私意了。这是否有封氏部族即桓帝外家利益掺杂其中，强为定调，也很难说。根据《官氏志》，封氏是北姓是贲氏所改，是贲氏是内入诸姓中居东方的一个部族。疑此与桓帝之妻祁氏以东方部族介入拓跋事务有类似之处。此其二。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桓帝利用葬母之事大张旗鼓，广泛联络，二十余万与会者中除草原诸部族以外，还包括西晋有关的王公牧守所派遣的使者，这在拓跋历史上是仅见的。我认为正是桓帝本人，有意藉葬母机会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属的拓跋支系包括同母弟穆帝制造声势，显示力量，以图压制兰妃所生思帝后人的影响。观乎桓穆以后拓跋历史正是兰妃后人与封后后人长期反复的权位斗争，上述推理不为无据，此其三。桓帝藉葬母机会制造声势以扩张势力，下一节还要谈到。

至于封后葬地，需藉树铭之地加以辨析。

文成帝时被穿为天渊池并树立石铭之处，以常情论当即为文帝与封后葬地。穿池是征发平城民所为，其地必在平城附近，这是可以肯定的。穿池发民五千之多，可证工程规模不小[5]。《魏书》中除《序纪》、《文成帝纪》、《皇后传》有关天渊池的同一事件的记载以外，它处所见的天渊池资料，却都不是指平城的天渊池而是指洛阳的天渊池。如卷二二《废太子恂传》“高祖泛舟天渊池”，卷八《世宗纪》永平四年(511)“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卷一九(上)《恩倖传》茹浩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之西”等等，所指都是洛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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