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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平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除去隋唐五代文学及敦煌学专论的研究成果不算，本年度正式刊发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有专著20余部，论文400余篇。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盛唐研究计划”第一批成果，即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主编《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和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以上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共计五种六册。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著作还有：
政治、军事、法律方面：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等。
社会、文化、思想方面：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出版社)详细阐发了其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的思想。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在概论的基础上，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官方修史机构、五代史及五代史志、《晋书》和实录等史籍的编撰情况。董恩林在《唐代<老子>注释文献研究》(齐鲁书社)中对其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作了整理和再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唐代《老子》注释文献。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出版社)上篇主要讲述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流传情况，下篇主要是对道教史研究的思考和评论。与道教研究有关的还有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夏金华《缘起、佛性、成佛：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议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是关于唐代佛教的专著。其他关于唐代社会文化方面的专著还有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治安《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刚《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姚永铭《惠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武秀成《<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张国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等。其他还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等几部专著，虽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但其文史互证的思路值得提倡。
经济、历史地理、人物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张泽咸《汉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自然区域划分十一区，每区都按秦汉、六朝和隋唐三阶段纵向探讨了农业的发展与演变。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着重研究了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的手工业、交通业和商业布局的特点。岳麓书社将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和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作为“南强史学丛书”重新出版，唯杨际平旧作增添了有关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研究成果。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主要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并对其做了考释。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中韩两国的史料，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论及唐将苏定方、薛仁贵等在朝鲜半岛的事迹，在附篇中介绍了与朝鲜半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和高句丽与唐关系的研究。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收录了李大龙《由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的演变》、程尼娜《从唐朝对东北羁縻府州的统辖关系论渤海政权的归属问题》和孙玉良《唐征高句丽的动机与效果》等。其他关于文物考证方面的著作还有：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考》(三秦出版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
2003年还出版了一些文集和论集：张泽咸《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其以前的论文的结集。其他还有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是2000年8月由中国唐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未在他处发表的文章共27篇)、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出版社，收录了郑炳林、冯培红、陆庆夫等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承担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的研究成果33篇)。
另外还应指出，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2辑，三秦出版社。以下简称《研究》2辑)中，有杜文玉等《2002年唐研究述评》、陈文豪《2002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和陈博等《2002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等几篇综述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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