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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时的江南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最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转型城市镇江，又有新兴的通商都市上海，还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江南城市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著更源源推出，探讨涉及到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现仅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择要综述如次，希望能够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城市布局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座落，认为城内河道即为苏杭城市的骨架，运河是苏州城市位置稳定和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杭州城市位置的稳定，既不能缺少西湖，也不能缺少运河。关于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傅崇兰论证了苏杭城市形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认为西湖和西湖诸山是杭州城市环境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钱塘江、运河以及城内诸河是构成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构成苏州城市环境的主导因素是水，而不是山，在苏州城内，主要是被称为三横四直的水系脉络，运河不但对于城内的河和城外的城濠都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苏州城市环境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虎丘则是对苏州城市环境影响较大的山，构成了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第一大城——明代南京城，一向少有筑城方面的学术探讨。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①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将朱元璋的定都与筑城联系在一起，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与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垣相联系，论证了朱升的建议是建造南京城的指导思想，利用自然山脊、高岗筑城，包容诸多山头进城内，突破了《考工记》筑城取方型或圆型、开门取正位和复数等规制，一切从实战出发，牢牢控制制高点，形成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型，总结出南京城筑城工程中沿岗垄之脊筑城，建立深而且坚的牢固墙基，合理利用原有墙身和湖堤，作必要的建筑力学处置，采用坚而且韧的粘合剂，排水措施的合理安排等六项技术，以实物说明了南京城墙历600余年而仍巍然屹立的技术原因，以及建造南京城过程中宫城选址不当和城河未能完全贯通的两项缺陷，多发前人之覆。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布局，即整个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城东部为政治文化区域，宫殿园囿、官舍衙门、国子监等建筑鳞次栉比，辉煌壮丽;城西部以内桥为界，南为居民坊厢，北为营伍区，城西北为军事区域;城西南为工商业区域。明初的南京不仅地域规模大为扩展，而且规划布局恢宏阔大②。苏州在明清时期形成东半城手工业区，西半城商业区的格局，因此学界较少论证。王卫平进一步论述道，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则自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新兴商业区③。

关于市镇的分布，国内外学者原来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探讨分布模式(如美国城市地理史学家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樊树志和陈学文虽与传统看法有异，但都认为是辐射型的，而两人看法稍异。樊树志认为市镇网络体系虽因水陆交通线的具体状况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如将嘉定县作为以县治为市镇体系的枢纽的例子，周庄镇作为某个繁华市镇中心的例子，黄渡镇作为嘉定、青浦、上海交界地区市镇中心的例子，层层辐射，较为规则，这甚至可适用于整个苏松嘉湖地区。④陈学文以嘉兴府为典型，主张市镇的分布基本上是围绕着府县城向四周辐射，组成一张府、县、市镇三级市场的商品流通网。⑤王家范认为，这样做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相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不符，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却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⑥。笔者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人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庄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要说江南市镇有什么分布特征，那就是它基于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经济结构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⑦。至于其具体形状，王家范认为，市镇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而其基本格局为，小市镇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而从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对此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格局，樊树志也持相同看法⑧。陈忠平更紧扣水与市镇的关系，认为市镇是农村商品交换中心，近水而居，沿水成街，镇环四流，水在市中，构成了太湖流域市镇的典型地理地貌特色⑨。宋家泰、庄林德则认为，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发展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大有关系⑩。罗仑、夏维中则认为，明清时代江南沿运河市镇与江南运河的功能兴衰颇有关系⑾。这些论著，角度虽有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推进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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