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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千百年来，环境史并不总是沿着同一条直线发展的，而是有许多变化并且有多个转折点存在。为了创造一个新版本的历史，环境史学家应该研究这些转折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专业范围内。但是怎么来识别这些转折点呢?什么是决定性的点呢?在这里作者认为：为了重建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抛弃那些深深根植于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性化自然的传统观念。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与人类本性的联系是紧密相关的。通过这种研究，环境史将占据历史研究中的很大比重，而不是仅仅处于其边缘地位。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重建环境史的转折点是有可能的。首先他提出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四个转折点即：渔猎活动的产生，农耕文化的起源，人工灌溉农业的开端以及游牧业的兴起。在各种情形下，新的环境管理方式总是与人性化自然的新形式相联系的。在过去的500年中，这一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鉴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以下的六个转折点：(1)流行病，吸毒成瘾，糖与殖民化(16世纪)。(2)公有制的结束以及计划性可持续发展的产生(约1800年)。(3)自然保护的发现以及现代神经病和社会卫生学(约1900年)。(4)沙尘暴，土壤保护以及水利工程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5)世界范围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繁殖(20世纪50年代以后)。(6)生态革命是否为幸福的终结(1970年以后)。
[关键词]环境史 转折点 人类天性 生态
一
我今天将以马琳·黛德丽的歌而不是环境开始这个报告。在她1930的电影《蓝天使》中，她演唱了由Paul Abraham作曲的自传性的歌曲“从头到脚，我将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爱上，我所能给予的也只有爱，这是我的天性”。
“我的天性”，马琳·黛德丽所指的是人类天性。而在当今所谓的“生态时代”这一个词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在问及高中生是怎样看待“nature”这一字眼时，没有人涉及到人类天性。现代自然保护认为自然是非人性的，而且只有与人类对立起来才能得到保护。相当多的社会学家认为人性是一个有争议的唐突的生物学词汇，它挑战了社会学的权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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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f. the spirited attack on this repulsion by Steven Pinker, The Blank Slate :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London, 2002.
就是在几代人以前，人类天性这一观念还仍然无处不在。在一些古老的信件中，作者及同时代人的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交谈话题。我们应该很严肃的分析马琳的歌词所代表的含义。马琳所歌唱的自然实际上是一个个性化的人性。在此背景下，自然是与大众的欲望处于同等的位置上，这一点马琳也不会怀疑。“自然”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体。它似乎不能为人类的主观意志所改变，但是人类至少部分是受自己意愿支配的。她在歌中继续唱到：“这个男人围绕着我，就象飞蛾扑火;如果他燃烧自己，我也无能为力。”当她彻底摧毁那个可怜的教授时，就以这种冷漠的声音一遍遍的唱着这首歌。她的天性也许是残忍的，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从各方面来讲，无论是在知识化的历史领域还是在民间，人类本性有着近百年的传统。历史和哲学词典中，在“nature”这一词目下没有给出欲望化的解释。实际上，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地球上，这一词的吸引力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例如，中世纪的神学作家在他的书里写道：“自然是上帝的巨大仆人，它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调节者。”自然谴责同性恋行为背叛了“孩子”这一概念的本义。①无论是天主教徒的道德伦理，还是卢梭的著作中都对人类的避孕行为进行了抨击。这里的人性化的自然不是性的敌人。在1443年，时仅28岁的埃尼·西欧维欧(Enea Silvio Piccolomini)，也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二世对他的父亲坦诚说，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他的借口就是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本性。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罗马教皇与现在相比，生存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将来的教皇们也许会宣称：“如果自然赋予的人类本性也是一种罪恶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充满性罪恶，即使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性行为会遭到谴责。自然在创造每一事物时都有其目的，并且富于其生存的渴望，这也是人类得以繁衍下去的理由。”②
如果时间倒退到500年前，重读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散文“人与地球”(这也是1913年比勒菲尔德青年会的议题)，我们会发现人类是自然与爱之间的联系。按照哲学家Klages的说法：充满鲜花和绿色的自然的消失，景观以及鸟类的衰退等同于人类灵魂的下降。人类心灵中的温情已经消失殆尽。拯救只能来自于“爱的联盟”。③但是这些对于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他(她)有没有想到自然的另外一层含义呢?
我的观点是：环境史学应该致力于重建人类与环境间几百年来的相互关系，且要开始着手把传统的自然观中加入人性的因素。至少环境史应该在这方面尽其所能，并且对这一观念进行检验。在寻找环境史的转折点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我推测，借助于人性我们可以找到坚实的基础，同时借助于持续了几百年的人类学资料，历史的以及变动中的自然证据。如果环境史学家一直沉溺于传统史学的方法中，那么他永远也走不出旧的框架。环境史必须关注人类的历史，从而摆脱其处于历史地理学边缘位置的境地。此时，我们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古老的包罗万象的术语“自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与环境相关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他的存在是与其它生物相关的，并且依赖于洁净的空气和没有污染的水而生存。斯多葛(Stoa)将自然分为了两个层次，一种是较低层面的，物质化的自然，另外一种是较高层面的，容纳了学习过程的自然。这一划分是基于自然史的知识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里实际上包括人类所共有的特征以及那些在特定文化下形成和发展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主体，是不能简单的通过某一突然决策而自动消失。人类只要一想到环境意识和自古以来的对于疾病的恐惧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史应该探讨更为深入的精神层面的内容。
可以确信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坏习惯都一定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1988年，运输部长打破了100km(60miles)/h的速度极限，而这是与“司机的天性”相违背的。④所谓的司机的天性并不是永恒的，它仅仅是人性化的历史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高速行驶过。其它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的速度极限是65miles/h，这就已经显示了这一本性可以在不对人类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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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 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4th ed, Bern, Munich, 1948, p.127.
②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Briefe, Dichtungen, Munich, 1966, p. 78.
③ Winfried Mogge/Jürgen Reulecke ( ed. ), Hoher Meiβner, 1913, Cologne, 1988, p. 181 and p. 188.
④ Joachim Radkau, Technik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1989, p.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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