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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史记?孔子世家》为文本
摘 要：本文通过对《史记?孔子世家》的细读详解认为，孔子周游列国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所谓“谋食”，也不在于所谓“谋道”，而仅仅在于其作为哲人本身的被迫与无奈;或者说，并不在于其“干七十余君莫能用”，而是在于何以使“七十余君莫能用”。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尼采以及柏拉图之所谓“哲人与城邦”间固有的根本对立之关系，揭示了作为“哲人”与成为“政治哲人”的孔子、“去鲁”与“反鲁”的孔子之“两个孔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其中既有历史的爬梳考辨，又有哲学的切问近思，更有文学的铺陈、烘托和渲染。
关键词：谋食 谋道 政治 政治哲人 大戒
众所周知，孔子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标准的流亡人士。据《史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1];而“索隐”却认为，他在外流亡了十三年。此外，另据《史记》推算，甚至还可以说是十五年[2]。但不管怎么说，十几年的时间总还是有的;而且也不管怎么说，背井离乡、在外奔波不长也不短的十几年的流亡生涯，即使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乃至于在某个个体生命的运营当中，毕竟并不多见。这一极具个人性的生存境遇难道是偶然?尽管历史上的老子本人似乎亦有着与孔子相似的“流亡者”的经历;但当是时也，他毕竟又是匆忙上马(或许在此称之为“牛”更为合适)、挂印西行并且从此而优哉悠哉，不知所踪——除了在出关之时，迫于无奈而写下了一部长达五千言的《道德经》外，直至今日，并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从此以后，他到底去了哪里、路过何处、有何遭遇以及最终他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结局，而有的只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他所作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极尽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假想、推断和猜测。但这一切在孔子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活中大致都有过——有来有去，有影有踪;而且这一切的一切，就明确而完整地记载于《史记》里的一篇《孔子世家》之中。
本文之作盖无意于对孔子十几年之流亡生涯的详加考辨，也无意于对此期间其如此这般的颠沛流离生活的深入纠缠——要知道，此方面，该说的话，早已在太史公那里，替我们都说过了——而只是在于：对十几年来其何以要周游列国、不停地流亡，作出个人性的切问与近思。对此，尽管司马迁也同样说了太多的话，但在其话语的背后，似乎还有着难言之隐;换句话说，有关于此，太多太多的话，似乎他还没有说。而且谁能保证他为此而说过的那些话就一定都是真的?谁又能说他的那些言语(speech)不是用来骗人的?
一、流亡：“谋食”
考察孔子个人十几年来长期在外流亡生活的原因，翻开一篇《孔子世家》，则最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恐怕是这样两个字：“谋食”——为了谋求列国统治者们所可能给他提供的身份、地位、荣耀及其他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见到的诸多条件和待遇，而且这样一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亦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如此，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即使在该篇之中、即使在司马迁本人那里，似乎也未予回避——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太生活化了、太现实了，而生活中太现实的东西，则往往是很难或根本无法加以回避的——要知道，即使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而你说了，一方面无疑可以验证大家的推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大家认证你的现实与诚实。
但问题却是，其实太史公并没有说，或至少说是并没有直接地说、公开地说;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没有说，意味着他的完全回避、保持缄默或无可奉告。况且他的确是说了，只是他的说，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是通过“叙述”和“转述”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罢了——而“叙述”和“转述”，其实也是在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其中一个“贫”字，无疑是指孔子经济上的拮据，而“贱”字则是说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惟其如此、惟其“贫且贱”，后来“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季氏家臣阳虎才胆敢对他横加阻挠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当然此时位卑言轻的孔子也很明智，“由是退”。既然“贫且贱”，则若不“谋食”，还要谋什么?一个连饭都吃不上、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还会有什么其他别的更多的想法么?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3]至于所谓“鲁复善待”一句，则是说以前人们并不看好孔子，“异之”，待他并不好，后来又好了起来。不再“异之”了而是认可了他并给了他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而其“食”的问题，当然也就可以解决了，“由是反鲁”。
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由此可见，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食”;而且即使贵为国君的齐景公本人，亦未能脱俗。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齐景公的一句假设，但问题是，为什么假设偏偏要说到“食”——对一个国君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要算是其国内秩序是否稳定的问题、其统治可否能长治久安的问题以及其职位是否保得住的问题，“食”则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的;但事实上，他谈的却是“食”。听到孔子作如是说，景公自然高兴，于是便拟“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这个待遇不低，若在鲁国，大概就相当于地位最高的正卿季氏。“以尼溪田封孔子”做什么?当然是“食”。但后来却由于晏婴的从中作梗，景公改了主意，“奉子以季氏，吾不能”，最终仅仅“以季、孟之间待之”。如何“待之”?由此看来，也还是“食”。
卫灵公问于孔子曰：“居鲁得禄几何?”孔子回答说：“奉粟六万”。于是乎，“卫人亦致粟六万”。而“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粟”，即意味着“食”。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而这显然也是“食”，而且是孔子本人亲口说出来的。同时，孔子曾对弟子颜渊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其意思是说，假如你有足够多的财物的话，那么我就去做你的助手。而这个“财”，当然也意味着“食”。这些个或明或暗的“食”，无疑都是借助于司马迁之笔而为我们留下的有关于孔子在其流亡生活中的故事。既如此，如何不可以说孔子的流亡是出于“谋食”?而且子不曰“事君，敬其事而后食”[4]?而其“所重”不是“民、食、丧、祭”[5]么?——其中的“食”，又是排在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仅次于“民”的“重中之重”。
魏献子曾经说过，“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忧”[6];而《国语?晋语》上又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由此可见，“食”对于时人(又岂只是时人?)而言，的确是太重要了。既如此，如果说孔子是为“谋食”而颠沛流离、奔走呼号，从《史记》之所记来看，大概亦不无道理;而且若从司马迁所叙述的笔触上看，他似乎也在十分有意地给后人、给《史记》的可能读者们造成这样一种感觉。然而不管怎么说，“谋食”毕竟是民之所欲、人之常情，而为“谋食”而流亡，于情于理，也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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