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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有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间)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
关键词：尧都平阳 地望 探讨。
“尧都平阳”即指今山西临汾。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对“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尧都是太原”、“太原即平阳”。2003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2版在“九州周刊”栏目，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尚义教授题为《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的鸿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着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尧都太原”说进行了论证。笔者在认真拜读了“王文”之后，感到“王文”的最大缺憾是其立论依据没有考古学方面的支持，有些依据甚至已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其所持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故不揣浅陋，草此拙文，与王先生商榷。不妥之处，祈请王先生及学界同仁赐教。
一、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
史载：唐尧为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号陶唐(1)。尧所属的氏族部落陶唐氏原居于河北省中南部，至尧时才迁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故《尚书·五子之歌》云：“唯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迁晋南后，其后裔受封于唐国，尧为其谥号。所以《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师古注引应劭曰：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后汉书·郡国志》云：河东郡平阳“尧都此”。有关“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云：“《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昔唐人都河东”。秦置的河东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主要包括今临汾盆地和涑水盆地。据顾颉刚研究：《禹贡》内讲贡道，政府所收之贡物，大半来自冀州。“尧都平阳，舜都蒲城，禹都安邑，概属冀州。可见冀州的物产很丰富，所以尧、舜、禹都奠都于其境内”(2)。
《水经注》云：“平水出平阳，平阳因在平水之阳而得名”。今屹立于山西临汾市西的姑射山有一座山峰叫平山。历史上平山角下，泉水峰涌，形如蜂房，汇集成河，缓缓流去，因为这股水出自平山，故称平水(3)。《汉书·地理志》注：“平阳县，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置，当今临汾县治，取义平河之阳”。据靳生禾先生考证：平河“称平水，由于年远久湮，已不见现代地图，古代却是水利价值很大，还是水汇成湖，游人云集的风景区”(4)。所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写道：“尧都平阳，居地在西方”。据此有人推断“尧都平阳”其治所当在今临汾河西的平河之阳(5)。《山西省辑要》卷二、平阳古城下：“在临汾西南，尧都平阳”。对此，笔者认为：“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史籍中所说的“尧都平阳”是泛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尧都在平阳境内”，或“尧都在平阳一带”。当然，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所置的“平阳县”的疆域范围和具体治所了。但“平阳”在今临汾市西南一带却是可以肯定的。
“王文”的第三部分“尧都是太原”，是“王文”的核心。但其所引的3条历史文献中：1、《汉书·地理志》曰：河东郡有县二十四，同时并列记载有：“临汾”、“平阳”两个县的名称，并在平阳县后注释“曰尧都也”。2、《晋书·地理志》记载：“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在十二县中有“平阳、旧尧都侯国”，还有“临汾县”。3、《隋书·地理志》：“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没有一条可以佐证“尧都是太原”。恰恰相反，都说明“尧都在平阳”。至于“王文”说是“今人将汉朝、三国和西晋以前的平阳即太原和后魏以后的平阳即临汾没有区别开来，结果将太原的尧都误解为临汾”呢?还是“王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太原”与“平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概念呢?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将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就现有文献鉴证，应该说“平阳”与今太原无涉。
二、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平阳”究竟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来看，“平阳”在今临汾市的区域范围内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考古学方面的发现能不能为其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或证据呢?《夏书》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词一般都认为指“唐尧”。蔡沈《书集传》云：“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同时也认为“陶唐”是古代地名，或指当时生活在该地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有学者推测：“陶唐”的本义，可能是一种特殊器物(6)。《说文·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声”。侯外庐等认为 ：“唐”字与“庚”字古体相似。“‘庚’，郭沫若释为乐器……‘唐’，也是鼓属”(7)。由于“唐”、“庚”二字形相近，声相同是很明确的。故有学者认为：“庚”为鼓类乐器，“唐”也应该是一种与“庚”相似的鼓类乐器。同时指出：“这类乐器可能有很多种形制，制作材料也会有所不同，质料为陶者，就应该是陶唐了”(8)。
无独有偶，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鼓类乐器当首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和鼍鼓，其中土鼓在发掘简报中被称为“异形陶器”。该器为“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发掘者推测：“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测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9)。这种“异形陶器”在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故有学者对此作出如下判断：“因其质料为陶，作为‘唐’所以最初的名称可能就是‘陶唐’。这种乐器在当时为陶寺一带氏族或部落所独有，其主要用途或者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鼓，鼓励杀伐。其他氏族大约将拥有这种特殊器物的先民们称之为‘陶唐氏’，‘陶唐氏’的居地因而得名为‘陶唐’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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