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历史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万里长城，犹如一条长龙，它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河北山海关，东西相距一万余里。这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工程，是历经我国几个王朝的修筑而告竣的，由于其工程之艰巨，历史之悠久，举世罕见，故被誉为世界的一大奇迹。而对长城的研究，也就被视为一项专门学问，即“长城学”。目前，对长城的研究，还只偏重于长城本身，如有关长城的遗存、历史、沿革等方面研究，而对长城自身之外的研究，除了从战争角度去研究长城外，诸如从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对长城的研究则相当少。本文拟对秦汉长城建置与汉民族形成的关系，作一探讨，作为填补“长城学”空白点的一个尝试。

关于长城的建置与汉民族形成的完成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历来有多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汉民族秦汉形成说。抗战前，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说：“我以为《中庸》里边‘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最早提出了汉民族秦汉形成说1。新中国建立之初，范文澜先生又著《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2，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提出自秦汉时，汉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车同轨’可以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汉民族秦汉形成说。当时，由于学界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理解的不同，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学人在对范文澜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同时，还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看法：或认为汉民族是从明代后期起形成的，3或认为汉民族是从清代起形成的，4或认为汉民族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5等等。在五十年代展开了一场关于汉民族形成的大讨论。由于各种原因，这场讨论没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到五十年代末就匆匆结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有关汉民族形成的话题又在学术界重新提起，但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文章都基本倾向于汉民族秦汉形成说6，争执已少，汉民族秦汉形成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目前，许多持汉民族秦汉形成说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时，都是偏重于探讨秦汉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问题，至于其共同地域的形成，则未见有专门论述。这大概是因为在研究汉民族形成时期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时，有《中庸》所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作引导和依据，很容易入手，而要研究此时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则缺乏前人的引导和明确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据，较难入手。对秦汉之际汉民族共同地域的研究，目前唯有范文澜先生指出的秦汉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就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这句话，但为什么说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没有说明。如果说秦汉之际汉民族已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却未形成共同地域，那么就不能说其已形成;反之，在这种情况下，若汉民族也形成了共同的地域，其民族的形成也就完成了。

那么，秦汉之际，汉民族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共同地域呢?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遗书匈奴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并于是年制诏布告天下：“匈奴无入塞(长城)，汉无出塞。”

《汉书·匈奴传》记载：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曰：“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由此可见，至迟在汉代，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均有各自的活动地域，且彼此间正是以长城作为分界线的。

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后，马上就采取了许多统一措施，其中采取的“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等措施，经秦一代的实施，遂使汉民族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7，与此同时，还“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8。总之，秦的“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9等一系列经营国防措施，无疑就是在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特别是与北方匈奴族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使彼此间产生了明显的隔离。据史载：“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0这样，汉民族便在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里初步确定了一个共同活动区域。不过，此时这个民族疆域还不十分牢固。秦末，匈奴族乘农民起义之机，大举南侵，占领了河套以南。于是汉一建立，就面临着与匈奴的疆域之争。汉民族为了巩固其疆域，不断加强对边防、尤其是长城这道藩篱的经营。

汉高祖刘邦，对匈奴的入侵，一开始也进行了坚决的抗击。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率兵32万，“从晋阳连战，乘胜北逐，遂至平城”，11由于轻易冒进，被匈奴困于平城(山西大同)东南十余里的白登七天七夜，后经行贿单于阏氏而得解围。为了巩固刚建立的政权，汉高祖遂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和亲只能一时对匈奴有作用，到文、景之时，匈奴又“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12对此，文帝、景帝也曾多次予以回击，如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7年)就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句注、北地，坚守以备胡，并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13西汉大规模的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是汉武帝时进行的。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4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对长城的修筑;到公元前121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为了充实河西走廊一带的边备，汉在这里设了郡县，首次在匈奴浑邪王旧地设酒泉郡15，发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屯垦，开水利。而随着河西郡县的设置，长城也延伸到了酒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命张骞使乌孙及中亚各国，汉与匈奴的斗争逐渐向西北转移，长城也便一步一步地向西北延伸。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门关”16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不仅修固了朔方以东的长城，还将之向东北延伸，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17长城修到了卢朐河(今克鲁伦河上游)。另外，是年汉还在朔方以西的居延泽(今甘肃居延海)筑了长城，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奴右贤王对新建的河西郡县的扰乱，18同时从玉门关以西“列亭障至盐泽”，19将长城西延至新疆罗布泊(盐泽)。至此，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屹立在汉民族的北方疆界上20。

相关推荐链接：

哲学  教育  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