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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五十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五十年来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括的叙述。[1]
(一)
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109年，而距满清王朝的覆灭更是仅有38年。3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之事。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还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2]。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3]。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4]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的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
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三个月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6]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八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一、 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1920年代末所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二、 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7]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8]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所组建的[10]。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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